翻译家杨苡回忆西南联大里的爱情

　　翻译家杨苡向本刊记者回忆 西南联大里的爱情

　　□ 杨苡（口述）

　　“脚上是被蚊子咬了吧？”《环球人物》记者刚落座，杨苡老人便关切地问道。

　　“下雨天凉，家里蚊子多。我年轻时最怕被蚊子咬，现在老了，蚊子不咬我了，倒挺好。”她一边笑着说，一边让家中阿姨取来蚊香。

　　这位老人一点儿也不像96岁：眼神清亮，笑起来便弯成月牙；声音清脆，很有节奏，听着便能感受到说话人的直爽与豁达；更敏锐的是思想，茶几上散落着《百家湖》等各类报纸杂志，都是近期的。译诗、著文之外，杨苡每天依然大量阅读，客厅俨然是一个微型图书馆，大大小小的书柜满满当当，随口说两句，便是近期文化圈的热门话题。

　　墙上与书柜的玻璃上挂着各种照片，有她与哥哥杨宪益、姐姐杨敏如的，有她与丈夫赵瑞蕻的，还有小时候家族合影、中学毕业照等年头久远的。随便拿一张过来，便是一段故事。此时的南京，正是梅雨季节，采访的这个下午，雨时而淅淅沥沥，时而瓢泼倾盆，总也下不尽似的。风雨如晦，老人的声音却仿佛能穿透岁月，波澜不惊，将姹紫嫣红、雨雪风霜都赏遍。

　　从津门大小姐到流亡学生

　　从8岁到18岁，我一直在天津中西女校就读。它是个教会学校，有保送制度：高中三年要是所有功课的平均成绩超过90分，就可以保送清华大学；超过85分，可以保送燕京大学；超过80分，可以保送南开。我中文挺好、英文也还行，但对几何、代数、化学等实在不喜欢，能60分及格，就考60分，懒得做题，不够用功，于是最后平均成绩便只有80分。而我姐姐的成绩好，她去的就是燕京。

　　所谓保送，其实也就是少考几门而已，和现在的免试保送不一样。比如说考文科，就只考中文和英文，这都是我的长项，南开一下子就考取了。后来还去考过燕京大学，第二天的数学因为生病没参加，但听判卷子的人跟我姐姐说，前面几门的成绩都不错，就算数学零分也是能录取的。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局势动荡不稳，燕京根本没法上。那时候连天津租界都有点紧张。大家心里都明白，日本鬼子迟早是要进来的，谁也不想做亡国奴。政府、大学都南撤了。有个词说的就是我们，叫“平津流亡学生”。

　　说起来，我离开天津，和我哥哥有关系，否则母亲也不会让我走。那时，我常用笔名给一家杂志社投稿。主编叫邵冠祥，写了不少控诉侵略者、赞美抗日军民的诗歌，他办的杂志也是比较激进的。有一天，我上街去买东西，发现有个人追我家的黄包车，车夫很紧张，但看那人是书生模样，不像坏人，我就叫车夫停下了。那个人原来是杂志社的副主编，之前我们见过一面。他告诉我：“邵冠祥被日本人抓起来了，他们已经开始查作者了，还问到了你的笔名。”所以我就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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