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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害怕只能跟两个人说，一个是我哥哥，一个是巴金。我17岁那年，哥哥早已去了英国留学，姐姐去了燕京，留我一个人在天津很苦闷，我于是给巴金写信。他很快回信，就这样我们有了书信往来。
巴金一直不赞成我走。因为我家和他家是同样的类型，算“大户人家”吧。他自己出来了，知道出走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况且我才18岁，他叫我好好读书。但我哥哥就叫我走，他写信给我母亲。我们家大小事情都听哥哥的，所以我就离开了天津。
母亲特意打了两个大木箱，专门存放我的旧物，是搁在家里锁起来的。后来日本鬼子进租界时，母亲怕出事，把我与巴金、巴金哥哥李尧林来往的信全烧了，还有我发表的稿子……
我是“七七事变”整整一年后——1938年7月7日走的，从天津坐轮船，头等舱，中国银行给买的票。我们家和中国银行有些关系，我七叔是中国银行北平分行行长，而我父亲去世前是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长。我和堂弟（七叔的孩子）同岁，我们一起走，后来也一起上了联大。
邮轮很大，上面有舞厅、餐厅，但大部分人都是去香港。我们则是在香港待10天，再坐船到安南（越南的旧称），这时就坐二等舱了。从安南再到云南，只能坐铁皮车，身边都是流亡学生，一进中国边境，大家又是唱《义勇军进行曲》，又是唱《松花江上》，心情澎湃得不得了。
到了昆明，又是另一种生活。联大的学生都是国家供，吃的是所谓“贷金饭”，毕业以后要还的。就这样，我开始过以前从来没过过的艰苦生活，但那却是一片自由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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