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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他“志同道不合”
最初到昆明，虽然生活苦，但大家都没有一句怨言。因为是自己心甘情愿来的，而且说实在的，那时大家都很乐观，觉得到了1939年，我们就能把日本鬼子打跑了。
1938年9月28日，灾祸自天而降。城楼上挂起了作为空袭警报的灯笼，我们觉得应该和以往一样，没什么实际轰炸。没想到头顶上真的响起震耳欲聋的隆隆声，几架涂着太阳旗的敌机像妖魔一样掠过，紧急警报催命似的鸣叫起来。天空有什么在闪烁，我们还来不及分辨，爆炸声便响起，我们宛如石柱被钉在地上，惊得动弹不得。窗子的玻璃碎裂了，一片片落下来，夹杂着尘土、瓦片、人们的哭喊……从此，整个昆明被迫进入“跑警报”的忙乱生活。
中国军队对付日本飞机的办法是用枪对着打，因为日本鬼子的飞机每次来都是低飞扫射。还真打下来一架，后来运回来，大家都去看。我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叫《破碎掉了的铁鸟》。
上联大之前，我浑浑噩噩，成天看小说、唱歌，用绒线在麻布上绣东西，甚至还买了一把明亮的乐锯，没事就吱吱地拉着，幻想着有一天能奏出托赛里的小夜曲。所以沈从文先生总说我不用功。我也确实不爱钻研艰深的学问，比如上陈梦家先生的课。他的那些现代诗，如“我爱秋天的雁子，终日不知疲倦……”我都是可以背下来的，可课堂上他不讲新诗，而是研究古文字，我于是只能远远地欣赏这位老师。
联大的学生里出了很多诗人，我那时参加高原文学社，社里有穆旦等。我参加时也没想到它是属于哪一派的，就是他们的壁报办得很好，我最喜欢。晚上开会时，我就敲门进去，那时才19岁，冒冒失失，直接说：我想加入高原。他们说：欢迎欢迎。于是开始写诗。
诗社里我当然比不过穆旦了，跟赵瑞蕻（杨苡的丈夫）还勉强能比。大家都在写东西，我写了一首思念哥哥的诗，拿给赵瑞蕻看，他就给我改。他很用心，改完后对我说：看看我给你改的。我看完笑一笑就撕了。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我不能接受他改的，但也不发脾气。那时候结婚的人，都有一张婚书，上面写着：“我俩志同道合，决定……国难时期一切从简……”后来我跟赵瑞蕻结婚，就没写“志同道合”，因为我俩“志同道不合”，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比如我特别喜欢戏剧，不管中国地方戏剧、外国戏剧，都喜欢，都想看。他对于看戏，简直是受罪。还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想法在大方向上一致，但他不敢说，我敢说，所以倒霉是我倒霉。
以前有人问，在联大时怎么谈恋爱？现在想想，每次都是一堆朋友在一起，谈诗论道，但就是知道这个人是不同的。
我的舍友萧珊，是巴金的女友。我比她先到联大，巴金写信托我照顾她。她人特别好，爱看书。那时大家好像都简简单单。新中国成立后她到《收获》工作，一分钱工资也不要，就是想工作。
可惜，我们联大的朋友、同学们，现在都离开了人世。那些年那些事，默默地影响着我，成为我毕生最宝贵的财富。
《环球人物》记者 王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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