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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
导语：1952年，张爱玲与宋淇、邝文美夫妇因翻译工作结缘，成为好友，书信往来40余年。宋淇是翻译家、张爱玲晚期作品的代理人，邝文美则是张爱玲后半生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张爱玲去世前，指定其遗产由宋淇夫妇继承。宋淇夫妇去世后，他们的儿子宋以朗便成为张爱玲遗物实际上的“看护者与执行人”。
1949年出生于上海的宋以朗一手推动了《少帅》《小团圆》的出版，并于2015年出版《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他认为，20年后人们仍然钟爱张爱玲，“是因为她独立率真，真正做到了按照自己的心意而生活”。
张爱玲遗产实际执行人宋以朗。
“除了出名之外，她不在乎钱”
《环球人物》：您认为晚年的张爱玲，过得凄凉吗？
宋以朗：有很多人都以为张爱玲晚年生活得不好，没钱，实际上她晚年有积蓄，有固定的版税、稿费。一个老人生活简单规律，对世界、人生没有更多的诉求，就是不想被外界打扰，愿意写就写，愿意看书就看书，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有人看到这些描述就觉得张爱玲晚年很凄凉。我觉得，只要张爱玲喜欢，何必要求她一定要住花园洋房、吃鲍参翅、穿名牌时装？
《环球人物》：您觉得她的人生追求的是什么？
宋以朗：张爱玲很难懂，我离她这么近，依然看不出来她人生追求的是什么。我觉得，她之所以被中国人喜欢，是因为她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才懂的人情世故。到了美国，她也想获得国内一样的社会声望，于是像林语堂那样做英文创作，追求所谓出名。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她的作品没有受到在中国那样的欢迎。
除了出名之外，她不在乎钱。她银行账户里有几百万港币，但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她不是那种对物质有占有欲的人，如果说她喜欢看书，她也不会让房子里面都是书。她没有想象过买房子、车子，或者别的什么，她不追求那些东西。
如果说感情生活，她不是有意识地去找一个感情上的伴侣，她觉得不需要。大家关注的往往是她跟胡兰成的故事，但是到了美国，她根本不想和胡兰成有任何联系。她在美国结婚后，与赖雅生活在一起，但在她给我们的书信里从来没有提到过婚姻生活怎样。
《环球人物》：她不看重钱吗？
宋以朗：很多人说她看重钱，但是从她把几百万吊在香港看都不看，我觉得她其实是不在乎钱的。很多人说她斤斤计较，比如胡兰成说她一定要还他的钱，但那只是她切割关系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她嘴上说很紧张，其实并不在乎。
“30岁就过完了一生”
《环球人物》：她的人生态度本来就是这样，还是到了美国才发生变化的？
宋以朗：她的人生态度在没来美国之前就有了。在《小团圆》的第一页，女主人公在30岁生日那天夜里，躺在床上沐浴在蓝色的月光中。张爱玲写道，“30年对她而言已经太多了，墓碑一样沉重地压在心上”。这就是写她自己，住在上海常德公寓里的她自己。
我觉得，张爱玲30岁的时候，其实对人生没有什么期望了。她想做的只有一件事，写一篇有关她自己的小说，这就是后来的《小团圆》。台湾作家张大春曾经评价《小团圆》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其实也是在解读张爱玲的人生：
第一部分是一个女孩子在香港大学读书，结果遇到了战争。于是她躲进防空洞去，上空是日本飞机在投炸弹，她当时觉得我会不会死呢？我今天这个境况可以告诉谁呢？我没有想过跟妈妈说，我姑姑估计也无所谓，我的好朋友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人，我死了她也会快乐过下去的。从这一刻起，她意识到自己非常的孤独。
第二部分是这个女孩子回顾童年，交代为什么她变成这样。于是开始讲自己的童年，也就是家庭里面的事，比如说爸爸抽鸦片，妈妈看不过眼就跟姑姑跑去欧洲，后来有个后母，家庭里关系很复杂。于是小女孩变成今天这样性格的人。
第三部分是让我们看看这个女孩以后会怎么样。有一天有个很会讲话的男人，抢去她的心，她非常惊喜，因为终于找到一个懂得她的人。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让她对那一段爱情很幻灭。于是到她30岁的时候，觉得人生其实再没有什么期望了。
《环球人物》：这种对人生的解读是比较伤感的。
宋以朗：其实张爱玲到了美国，遇见赖雅是一种惊喜。本以为什么都看通看透了，没想到还能有这种意料之外的际遇。
除此之外，她觉得还可以做的，就是写写自己的故事。至少你可以说她写出《小团圆》这种结构，应该对自己是有一定了解的，她一步步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女孩会变成今天这样。张爱玲1976年开始写《小团圆》，她写得非常之快，因为这个故事在她脑子里面已经20多年了。这个故事自从30岁那一晚月光照在她公寓的阳台上，她已经知道了，剩下来的时间，她的人生都是要写这本自己的小说。
《环球人物》：她这一生的基调，都是童年受大家族生活影响的结果吗？
宋以朗：如果你仔细看《小团圆》，会发现张爱玲认为家族对她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小说里面有很多细节，比如从童年开始，有好几处都是家人在逼那个小女孩做一个选择。最开始是满周岁的时候“抓周”。父亲希望小女孩抓一支笔，但是她最后抓了钱。第二次是小女孩的母亲在欧洲，父亲的情妇问她：告诉我你喜欢谁多一点，是我还是你妈妈。这个时候小女孩已经学会，你逼我做这个选择，我要算一算利益。我妈妈人在欧洲，可是你在这里，我天天都要靠着你，所以答案当然是我喜欢你。做选择对张爱玲来说，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她答复以前要算过那些利益关系，而不能根据自己的心意。
这是大家庭对她的影响：选择是一件严肃甚至残酷的事情。小女孩长大以后，也就是小说中的第三部分，有一天她跟男主人公摊牌，说你有我，你同时也有另一个女孩子，让男主人公在两人间做一个选择。对她来说这应该是很严肃的考虑，结果男主人公的回答是：牙齿是好好在嘴里面，你为什么一定要我拔掉一颗呢。这是他的答案。
这个时候，小女孩就明白了，他们不是同一类人。对于选择，我是严肃的，你是疯狂的。有很多人说张爱玲爱算计，其实那都只是童年选择的一种重演。
“她非常麻烦，但也非常可爱”
《环球人物》：您父母是怎样评价这位好友的？
宋以朗：可以说她非常麻烦，也可以说她非常之可爱。很多时候，我父母需要想办法，才能让她去做一些事。比如说，我爸爸80年代为张爱玲编了一本书，需要作者写一篇自序。一开始我爸爸写信去问张爱玲，她一直不回复。后来她寄了一篇论文来，我爸爸看来看去，觉得应该是她弄错了，寄来的是另外一篇文章。
这之后我爸爸再给张爱玲去信，她就一概不回复了。我爸爸只好替她写序，稿子是一行文字一行空白，寄给张爱玲，说你有什么要改的，可以在空白的地方改，张爱玲看了之后，居然一个字也不改。
《环球人物》：她为人处事方面是否有什么缺憾？
宋以朗：我不觉得她有什么缺憾，她有时是喜欢玩儿，她喜欢这样。其实是人家觉得不方便，可是她为什么要方便人家呢？
《环球人物》：您父母成为她遗产的执行人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惊讶？
宋以朗：张爱玲是1995年去世的，差不多1992年的时候，她寄了一个遗嘱给我父母，说我所有拥有的东西，我去世就交给你们两个人。那封信其实是奇奇怪怪的，因为害羞的张爱玲，说话一直都在兜来兜去。
后来我想过，不然她可以给谁呢？如果这么一大笔钱给她姑姑，可能只是害了她。一个老人家1992年在上海忽然有了几百万港币，可能立刻会有一帮人扑过去喊：我可以帮你做什么做什么。晚年的老人家或许不需要了。给弟弟张爱玲是不会的。他年轻的时候喜欢赌钱，所以张爱玲觉得，我给你那么多钱，你还不是去赌。弟弟写过一封信给张爱玲，大意是要姐姐给他一点钱，他就可以过得更好。她的回复是我一毛钱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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