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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奇》
1944年《传奇》，一本因文坛斗气而来的小说集。别人说张女士这样的奇迹没有好下场，她偏要“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畅销一时，4天就再版
1944年，一篇名为《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批评文章悄然登上了5月号的《万象》杂志，作者笔名迅雨。
此时，张爱玲正在《万象》杂志连载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连环套》，已经连载到第五期。迅雨在阅读前四期后，直指文章内容贫乏，错失了最有意义的主题，“《金锁记》的作者不惜用这种技术来给大众消闲和打哈哈，未免太出人意料了”，还评价张爱玲“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此外，他还在结尾写道：“‘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这两句话对性格刚烈的张爱玲刺激极大，她立即中断在《万象》发表《连环套》，并决定要出第一本小说集，书名就叫《传奇》。《传奇》出版后，她特意写了这句前言：“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传奇》畅销一时，4天即再版，“算是对迅雨的结语做了一次直接有力的答复。后来才知道，这迅雨就是傅雷。”陈子善说。
但是这次风波也引发了连锁反应，这便是著名的“一千元灰钿（音同‘田’，意指钱财）”纠纷。张爱玲在《万象》连载《连环套》时，与《万象》杂志发行人平襟亚约定每期稿费1000元。合作中断后，平襟亚认为张爱玲应得6000元，但实际领走了7000元。于是，他在《海报》上撰文《记某女作家的一千元灰钿》，把此事公之于众。
张爱玲立即致函报社申辩，说供稿6期，领到稿酬6000元，“每次都有收条”，并声明“必须查个水落石出”。报社将张函转给万象书屋，平襟亚一不做、二不休，先写信给张爱玲，详细罗列逐次付钱的细目，请对方核对。然后又在报上发表文章，坚称张爱玲多领了1000元，还言之凿凿地说有账目为证。张爱玲收到信后，立即回函反击。双方你来我往，争执不休。最终，这场历时半年多的稿费风波不了了之。
1947年《传奇》增订本，她写了序言，澄清有关文化汉奸的传闻，“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1950年，她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
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张爱玲在上海文坛几乎销声匿迹。因为胡兰成的缘故，她饱受报纸与文人攻讦。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1947年，张爱玲决定出版《传奇》增订本，找到了出版家龚之方。当时，龚之方认为张爱玲出增订本的原因有三：一，张爱玲寄给胡兰成30万元后，手头不宽裕；二，重振她在巅峰时期的文坛盛名；三，对报纸的攻讦谩骂还以颜色。
张爱玲为《传奇》增订本写了一篇序言，用短短400多字，澄清有关文化汉奸的传闻。龚之方认为“显见她与胡兰成交往受到的指责，让她心里积累着沉重的压力”：“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曾经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内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这是唯一一次，一贯坚持“私人的事用不着向大众剖白”的张爱玲做了正式澄清，她说：“一直这样沉默着，始终没有阐明我的地位，会给社会上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也觉得对不起关心我的前途的人。”
关心张爱玲前途的人有很多，其中就包括著名左翼作家夏衍。解放后，夏衍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与文化局局长，他非常欣赏张爱玲。1950年7月，上海召开了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由夏衍担任主席，梅兰芳和冯雪峰担任副主席，当时上海文艺界的各界人士，共有500多人参加。
夏衍爱才，点名张爱玲也去参加。她接到通告，不像对以往那样去函“谨辞”，而是欣然与会。当时大家都穿着蓝色或灰色的人民装，张爱玲身穿旗袍，外面还罩了有网眼的白绒线衫，虽然坐在后排，还是很显眼。龚之方说：“她参加共产党主办的大会，总算有这么一次了。”
张子静回忆：“我记得她那时对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很欣赏，叫我有机会要找来看看。当时她推荐的电影还有《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可见在任何社会变化中，我姐姐对文学和电影始终最为情深。”
但张爱玲最终还是离开了这片曾给予她巨大声望的天地。1952年，张爱玲怀抱文学梦想离开大陆，终生未再回归。
1955年《秧歌》，一部英文小说，商业上并不成功。“她的英语流畅，但进行文学创作时，相比她的中文，可谓魅力尽失”
1952年到香港后，张爱玲为了生计，应征到美国驻港官方机构美国新闻处从事英语文学翻译工作。此时，海明威发表了《老人与海》，张爱玲应美新处之约，将它翻译成中文，当年12月出版。后来，她在中文版第三版的序言中说：“我对于海毫无好感。在航海时我常常觉得这世界上的水实在太多。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诧异，我会这样喜欢《老人与海》。这是我所看到的国外书籍里最挚爱的一本。”
正是因为《老人与海》，张爱玲结识了好友宋淇、邝文美夫妇。宋淇当时在美新处翻译部工作，他回忆，当年登报公开征求翻译，在应征者中发现了张爱玲的名字。“我们约她来谈话，印象深刻，英文有英国腔，说得很慢，很得体，遂决定交由她翻译。”当时，张爱玲正在用英文写小说《秧歌》，拿了几章给时任美新处主任麦加锡看，后者“大为心折，催她早日完稿”。
麦加锡欣赏《秧歌》，有政治原因。这是一部以土改为背景的作品，其中的描述符合当时美国抹黑中国的需要。1955年，也就是张爱玲移民美国这年，《秧歌》由一家美国出版社出版。当时，《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书评称，“这本动人而谦实的小书是她首部英文作品，文笔精炼，或会令我们许多英文母语读者大为钦羡。”不过，此书和张爱玲同期创作的《赤地之恋》一直受到中国文学批评界诟病。
《秧歌》在商业上并不成功。普通美国读者对这类充满政治色彩的作品，其实兴趣不大。张爱玲大概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转向用英文将自己熟悉的生活重新诠释。王德威回忆，1957年张爱玲透露，准备将自己从童年到结识胡兰成的经历写成小说。这部自传性质的小说题为《易经》。但她随即感到“题材繁复超过她驾驭英语的能力”。后来的研究者也发现，“她的英语流畅，但进行文学创作时，相比她的中文，可谓魅力尽失”。《易经》越写越长，后来一分为二，前半部改名为《雷锋塔》。1963年，两部小说完成，但在写作风格和整个结构经营、英文语言的运用上，都有点令人失望。直到1964年，张爱玲也没有为它们找到出版社，最终放弃了出版的念头。
张爱玲也曾想改编一些旧作，但同样不顺利。她最受好评的作品之一《金锁记》，就被她改编为《北地胭脂》。她托夏志清找几个美国批评家看看，因为“中国人赞中国人他们不相信的”。夏志清找到哥伦比亚大学同事，以研究日本文学著名的唐纳德·肯读完觉得不好。后来她将作品交给出版公司，屡屡退稿。某位编辑在信中评价：“所有的人物都令人起反感。如果过去的中国是这样，岂不连共产党都真的是救星。”这是当时美国文坛的一种倾向——凡有利于中共的作品都不好，张爱玲无可奈何。
美国人喜欢的是他们想象中的旧中国的诗情画意。这一点张爱玲也看得明白，但“他们所喜欢的往往是我要拆穿的”。
张爱玲也试过写英文新作。她曾写过2万多字的英文小说《少帅》，取材于张学良，写少帅陈叔覃和周四小姐的恋爱。她为此花了很大精力，1961年去台湾打算访问张学良，但没能如愿。1962年，她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搜集资料，希望“无一字无来历”。1964年，她将前七章给3位美国朋友看，除了一位“中国通”很喜欢外，其他两位都说历史太混乱，她的出版经纪人甚至说，书里中国人的名字完全记不清。这代表了美国一般读者的口味，让张爱玲心灰意冷。
在美国文坛的不顺利，也因为她不善与人交往。刚到美国时，张爱玲与人交往还很有兴头，和炎樱一起在纽约拜见胡适，还写了篇《忆胡适之》。后来，她对社交越来越畏缩。1970年，张爱玲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从事研究。这本是她获得稳定生活来源、继而潜心创作的一个机会，但被她弄糟了。那时，她走路“经常目不斜视，有时面朝着墙壁，有时朝地板。只闻窸窸窣窣一阵脚步声，廊里留下似有似无的淡淡粉香”。她的助手陈少聪发现她有自闭倾向，就把资料卡片趁她不在时放在她桌上，避免与她接触。到后来，张爱玲为了不见人，经常黄昏时才去研究中心，独自熬夜。主持研究中心的陈世骧教授很好客，经常在家开派对，张爱玲不愿去，去了也总是不合群，后来干脆婉拒。一年期满，她就被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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