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全面改变目前状况的法律提案也许无法让工业界兴奋起来。劳动法改革尚且存在争议。该项改革恐怕并不会放宽针对固定工的法律法规，可能只是将针对合同工的规定制定得更加严格。许多商界人士议论说，政府如果打算实行简化买卖土地程序的法案，那么改革的进程将会旷日持久、代价巨大。

如果想要实现就业机会的稳定增长，官员、法官以及政客都必须改变自身的思维方式。尽管甘地和其他官员都在讨论他们面临的挑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部分原因在于选举制度更加侧重农村地区的选民。作为印度的智囊团，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承认，在下议院，只有10%的议员拥有城市人口占75%以上的城镇选区。增加城市工厂的就业机会对很多政客来说并不是首要目标。

逐渐走向失败

年轻人的呼声会改变这种状况吗？如今，年轻人参政议政的热情以前更高了。最近，由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和德国智囊团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共同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现在印度介于18至33岁、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几乎是1996年时的两倍。大约有20%的农村青年说自己参加过抗议游行，在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中，这一比例是22%。对媒体（从访谈秀到大众传媒）有所接触的人参政最为积极。Nimbuzz是印度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之一，它拥有两千五百万用户，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据Nimbuzz的统计，在德里12月发生了强奸案丑闻之后，网站的流量增加了一倍；在安纳?哈扎尔反腐运动过程中，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年轻人还没有独立的政治身份，他们忠诚于哪个政党基本上都是受父母的影响。而且他们也不具备明显的政治影响力。

政治决心的缺乏加之选民传递的信号尚未明朗，这就意味着印度不太可能像韩国、中国以及台湾地区那样齐心协力、万众一心地创造工业就业岗位。其人口红利只能带来一小部分利益，而糟糕的就业状况所滋生的问题将会逐渐恶化。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然而，大多数决策者和富人可能并不认为这其中潜藏着巨大的威胁。他们说，印度的宗教信仰、等级制度与民粹主义政治独特的融合以及牢固的家庭结构将会确保社会稳定。

或许他们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以防万一，他们可能还是愿意给保安多付点工资。

译者：郝伟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