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工作场所的死亡事件

印度与机遇失之交臂在纺织和服装制造业表现得最为明显。之前这一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被中国主导。2011年，从事咨询服务的麦肯锡公司发现，全球服装公司的采购经理想要放弃中国、改变货源。他们心仪的新目的地包括孟加拉、越南、印度尼西亚、柬埔寨，但是没有印度。虽然印度的纺织品出口额有所增长，但是越南和孟加拉的纺织品出口额加在一起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印度。

为什么投资商不愿来印度投资发展制造业？不只是在海湾地区，全世界都希望雇佣来自印度的农民工。但是在印度国内，复杂的劳资关系另投资商望而却步。

在德里附近工业区的一间律师事务所，5名工人正在解释他们是如何被马鲁蒂铃木公司解雇的。该公司是由日本铃木公司控股的一家汽车制造公司。2012年7月，该5人在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作区引发了争吵，进而演变成了一场骚乱。一名经理在骚乱中被烧死。这5人均20多岁，来自农村家庭。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并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我们对家人说，就当我们已经坐牢了，他们需要为生活另做打算。我们已经做好将斗争进行到底的准备。”虽然到目前为止，马鲁蒂暴力事件只是一次偶发性事故，但是这却让商家不敢贸然投资。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都认为晦涩难懂的劳动法是印度制造业问题重重的首要原因。学者们对印度51项国家劳动法以及170项地方劳动法（其中某些是印度独立前就存在的）进行了仔细研究。他们兴奋地发现，这些法律加大了员工人数较多的公司解雇员工的难度，并放任劳资纠纷演变为法律拉锯战。他们还就具体的法律操作进行了论证。他们的研究显示了严厉的法律法规如何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进而促使很多公司倾向于停留在小规模运作上。

双层等级的世界

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马鲁蒂工厂所在的工业地带也已发生改变。大型公司可以与第三方机构合作雇用“合同工”，这样一来就能规避劳动法。在过去的十年，他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用工人的话说就是滥用）这种巧妙的手段来钻法律的空子。在三家汽车与摩托车制造厂，经过与工人的协商，他们雇用的14,000名工人中有70%都是合同工。合同工的平均工资为每天5至6美元，是加入工会的固定工日工资的四分之一。而在中国的工业中心广州，工人的最低工资水平为每天10.5美元。

看上去这也许是好消息。如果雇用工人的费用在全球范围内都具备竞争力、雇用时间可以更灵活，那么制造业公司将会大批涌入印度。但实际上，这种设想是行不通的。马鲁蒂骚乱显示，对工人实行双重标准已经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在律师事务所的那五名工人是固定工。据他们说，公司给他们的合同工同事的待遇着实可恨。现在，马鲁蒂工厂正逐步取消这种差别性待遇。从财政方面来看，合同工制度给雇主带来的利益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多。公司仍然需要雇用加入工会的固定工。尽管固定工只占一小部分，但是他们的工资却占到了工资总花销的一大半。这样一来，所有工人的平均工资就上升到了和中国工人差不多的水平。

在20世纪70年代的印度，罢工和战争频频发生。与那时大不相同的是，现在劳工状况已经得到很大改善。但是仍不明朗的前景使得潜在的制造商不敢轻易踏入印度。除此之外，外商投资还有很多障碍，从程序上的繁文缛节到不稳定的电力供应（例如，2012年印度北部和东部曾发生大规模停电），再到土地短缺、糟糕的路况以及冗忙的码头。一位货运老板认为，物流花销给在印度发展制造业的成本增加了20%，而在中国这一数字只有6—8%。中国在20年前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优势，但是对于众多工业企业来说，印度似乎尤其让人望而生畏。在那些除劳工关系外其他问题得以解决的地区，制造业发展状况良好，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古吉拉特邦。但是，古吉拉特邦只有6千万人口，在印度算不上大邦。

从2000年开始，印度试图划分出一部分经济特区，将它们建成税收较低、有权使用基础设施的行政区域。制造公司在这些经济特区运作时可以像在国内一般自在。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努力的成效还极为有限，成功的案例主要都是IT公司。受到韩国在首尔与釜山之间建立高速公路的启发，印度也计划在德里和孟买之间建立类似的工业通道。这可能是印度工业发展新的转折点。该项计划得到了日本的支持，但是一些基本问题，例如对土地和水源的使用权，尚未得到解决。

在其工业发展饱受挫折之时，印度仓促推出了更加明目张胆的工业政策。一项新制度规定，政府办公室采购的计算机必须含有一大部分本地生产的零件。制定该项制度的目的在于促进收支平衡、推进本地工业的发展。现在，政府还准备提供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津贴来吸引一家微芯片铸造厂来此建厂，原因是印度急需将国防工业本地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