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史研究會孫宅巍:“血淚的訴說常使我不忍卒讀”

　　據龍虎網報道，孫宅巍，1940年10月出生，1962年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現為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顧問、江蘇省中國近現代史學會副會長，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

　　“為編寫《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搜集資料時，不僅緊張勞累，而且心情沉重。那些血淚的訴說、慘痛的場景，常使我不忍卒讀，熱淚盈眶。”近日，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顧問孫宅巍與記者談起當年的研究工作，依然難掩激動之情。

　　作為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權威學者，孫宅巍從1983年調入“南京大屠殺”編史籌備小組開始，已經在這個領域埋首31個春秋。用孫老的話說，他把自己的“終身”都許給了這個神聖事業。

　　查資料時，吃饅頭喝開水就是一頓午餐

　　孫宅巍說，投身南京大屠殺史研究，開始於一個偶然的機會。

　　1983年6月，孫宅巍從黨政機關“歸隊”到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那年秋天，南京市政府成立了“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籌備小組，在駐寧各高校、科研、文博單位廣招人才，孫宅巍被派去參加編史工作。這個偶然的機會，讓他在學術研究的十字路口找到了奮斗終身的目標。

　　在參加編寫《史稿》的工作中，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江蘇省檔案館、南京市檔案館、南京圖書館等單位，成了孫宅巍工作的主要場所，妻子李德英也利用工休假日等一切能調劑的時間，陪著他一起抄錄、搜集資料。孫老回憶說，有時為了爭取時間、節省開支，兩人經常是吃一口饅頭，喝一口開水，以此當作午餐，“那時的工作，心情總是很沉重。那些血淚的訴說、慘痛的場景，常常使我們不忍卒讀，熱淚盈眶。”

　　1987年，我國首部研究南京大屠殺專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出版，孫宅巍不僅承擔了較多的撰寫任務，還改寫了其他部分章節，從此與南京大屠殺研究結下了不解之緣。

　　從1991年開始，孫宅巍主持了國家項目《南京大屠殺》課題，經過項目團隊的6年努力，該書於1997年以50余萬字的篇幅正式出版，在學術界和社會上引起轟動。

　　鍥而不舍地點數尸體提供遇難人數實証

　　國際上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爭論，最根本的一個問題便是遇難者的人數。孫宅巍告訴記者，我國官方及學術界主流對於南京大屠殺中遇難者人數，均界定並表述為“30萬人以上”。作出這種認定，最早的根據是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1947年3月對戰犯谷壽夫的判決書。但《判決書》的認定中，並沒有列出一份30萬人遇難的詳盡統計表。

　　孫宅巍在研究中發現：人死總會有尸體，有尸體就需要掩埋和處理，而在掩埋和處理尸體的過程中，又必然涉及到人力、時間、經費、工具等多方面因素，這就會自然地形成一批檔案和口碑資料。這些資料，正是實証30萬人遇難的寶貴線索與素材。於是，他便將主要精力移向埋尸資料方面。

　　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孫老鍥而不舍地點數尸體，讓這項實証研究逐漸接近歷史的原貌。

　　迄今為止，孫宅巍所搜集的埋尸統計，在扣除少數相互交叉、重復統計的數字后，總數已達24.6萬余具。而據近年來涌現的日軍軍方文獻和官兵日記、回憶証實，日軍曾動用部隊“成千上萬”地掩埋遇難者的尸體或拋尸入江、焚尸滅跡。孫老的研究表明，當年中國軍事法庭對30萬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的認定是有充分依據的，事實終將擊破謊言。

　　最近，孫老又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發現了一份卷宗，名為“督辦南京市政公署衛生處籌辦掩埋尸體計劃書”。該“計劃書”在公認埋尸已經結束的1938年5月提出，全市還有“暴露之尸體約五萬余具”等待收埋。若此說成立，又將重新改寫對遇難人數的實証。

　　“通過國家級公祭告慰死難者，永志不忘歷史悲劇”

　　“過去30年，我一直在做同一個夢，就是讓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殺的真相。”孫老對記者說，過去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祭奠的規模和級別，仍停留在南京市與江蘇省的層面上，“這樣的祭奠，與南京大屠殺事件的巨大國際影響，以及國際社會對重大災難死難者祭奠的通行做法是不相稱的。”

　　這些年來，孫老參加了很多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中外人士對南京大屠殺事件的重視、對遇難者的深切懷念之情，讓他深有感觸。

　　“南京大屠殺已經遠不是南京一個城市和中國一個國家的事件，而是一個國際性、牽涉到全人類命運的重大事件。”孫老說，設立國家公祭日的決定不僅必要，也符合全國人民和世界炎黃子孫的心願，“這是銘記南京大屠殺這一有重大國際影響事件的恰當方式，也是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有效舉措。中國人民將通過這一庄嚴隆重的國家級公祭，告慰在南京大屠殺和一切日軍暴行中的死難者，永志不忘南京大屠殺這一歷史悲劇。”本報記者朱凱

(責編：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