駱家輝（資料圖）

人物周刊：駐華大使這一角色所能發揮的作用，不僅取決於個人，也取決於中美關系及中國政治發展、改革的大氣候，您覺得中美關系現狀該如何定義？我們到了哪一步？

駱家輝：我認為兩國關系很牢固。如果和41年前尼克鬆總統首次訪華時相比，和三十余年前卡特總統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時相比，我們的關系更加牢固、更加緊密結合，更加復雜。你知道，當兄弟姐妹隻有五六歲時，他們的關系是非常簡單的，當他們長到35歲或者40歲，他們的關系會更加牢固，但也會更加復雜。公司之間也是如此。

我認為中美關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牢固，特別是在兩國元首幾周前在加州會晤以后。這不僅僅是一個小時的會見，而是超過兩天的接觸。他們還有一個私下的散步交談。因為這些會面，我想他們已經有了一個牢固的工作與私人關系，這會幫助那些制定政策的高官，讓他們保持這種關系。我們在很多領域都有共識，有伙伴關系，有良好的對話，我們在一些領域意見不同，這很正常，美國和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都會有不同意見，這都很正常。我們需要繼續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合作，最小化分歧，並處理好我們的差異。

人物周刊：你認為中國改革到了哪個階段？

駱家輝：自鄧小平以來，中國的改革在過去幾十年已經有了巨大進展。你可以看得到這個國家的繁榮，你也能看到它面臨的各種挑戰。越來越多的人從農村來到城市，而貧富分化則在加劇。中國領導人很清楚這些，他們知道需要改變。我想關鍵在於繼續開放的政策，特別是在金融服務領域。中國在很長時間內都需要繼續依賴出口，而中國領導人希望擴大內需，降低對出口的依賴，以平衡經濟。要做到這種轉變，最重要的就是鼓勵中國民眾使用更多的金融服務產品，美國的公司正可以在這一點上幫助中國，提供各種產品與服務，比如養老計劃、保險、信用產品和投資機會。中國人不必都把錢存在銀行裡，或者藏在地毯下以防萬一。如果中國人更敢花錢，那麼內需的增加會為中國人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也會進一步刺激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的許多領域都不對外資開放，或者有諸多限制，在中國經濟的許多部門，外國公司控股不能超過49%，這很難吸引到歐美的投資，如果中國繼續開放，會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人物周刊：2012年1月，你回國述職時曾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批評中國自2008年以后言論自由和人權狀況的倒退，說中國走在錯誤的方向上。你當時為何這麼直率？

駱家輝：美國官員通常都非常直率，但是……我這麼說吧，人權是美國的核心價值之一，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核心之一，也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因為美國事實上就是在表達自由、宗教自由、鼓勵爭論這些價值基礎上建國的，這些已經成為美國的一部分。我們也相信，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關注中國是否能夠容忍不同見解、不同宗教、不同族群的問題，實際上也是對中國有好處的，而且人權也是中國憲法所保障的。所以我們呼吁中國遵守自己憲法裡的承諾，承認意見、宗教、種族、文化的多元性，這有助於中國繼續融入現代世界。

人物周刊：為何選擇那個時間批評中國？

駱家輝：我沒有有意選擇哪個時間，我是在那時被問起這個問題，所以我就回答了。

人物周刊：有一家電視台的評論員說，這可能是你外交經驗的不足導致的失誤。

駱家輝：不是。從總統到國務卿，美國官員都表達過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關注，我們每年都和中國展開人權對話，所以（這種關切）並不是新鮮事，這是我們外交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我們作為美國人的核心價值。

人物周刊：中國外交部當時回應說，有些人總是把中國少數人的觀點當作主流意見，難道我們應該把佔領華爾街的人的觀點當成美國社會的主流聲音嗎？

駱家輝：我們從未說過這些觀點代表全中國人民，我們從未有過這樣的立場。但重要的是，認識到觀點和意見的多元性。也許這些意見不為社會其他人接受，也許我們不同意這一小部分人的看法，但應該允許人們保留自己的看法並且有機會表達——誰知道呢，也許他們是對的。許多年以前，有一小部分人呼吁關注環境問題，但當時美國社會大多數人都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可是現在，美國社會的主流意見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非洲裔美國人的問題也是如此，四五十年前，他們在美國遭受許多歧視。一小部分人說這樣不對，但大多數人並不關心這個問題。那一小部分人持續不斷呼吁、抗議，最終讓其他美國人意識到，歧視是不對的。在抗議越戰期間，許多美國人倡導公民不服從，甚至鼓吹暴力，但即便我們聲明暴力是不能接受的，我們也允許他們請律師，以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我們也不會去懲罰那些律師。

人物周刊：還有一種說法，作為大使，更應該做的是協調工作，公開批評所在國會給你的工作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駱家輝：任何外交官，包括我，作為大使，代表的是我國政府的觀點。我代表和傳達的是美國政府的觀點與價值。同樣，中國駐美大使代表的是中國政府的觀點，全世界各國都是如此。我雖在北京，代表的卻是美國政府。我也沒有（因為批評）遇到過任何麻煩。

(責編：劉猛、於海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