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大后,他回憶說:“我在巴爾的摩上公立學校上的每一堂課,去的每一個地方,到處都是猶太人。”卡丹說起自己童年時挨家挨戶為猶太民族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籌錢的故事。有一次他按了門鈴,開門的人說他家不是猶太人,所以他不必捐款。小卡丹大吃一驚:“我沒明白他的話——他是我遇到的第一個非猶太人!”
從那以后,卡丹的根據地已大為擴張——在非洲裔和拉美裔社區的大力支持下,他於2012年獲得連任——但他並沒有遠離生他養他的地方。“每周五晚上,我們都會邀請20或25個人來共度安息日,”卡丹告訴我。“我周五晚上不安排任何活動,除非有緊急情況。我們像家人一樣團圓,與朋友相聚,遵守我們的傳統。我們為慈善活動提供幫助,並在平時反省自己。”
卡丹可以侃侃而談自己的信仰,但是華盛頓的很多宗教信徒卻不能。對於一些信徒而言,喬治敦的雞尾酒會和國會山的招待會適合討論外交政策或者國內政治,但是真誠討論宗教信仰卻不受歡迎。“你信仰上帝,人們沒意見,”《新聞周刊》專欄作家和福克斯新聞撰稿人柯爾斯頓·鮑爾斯說。“但是如果你對於自己的信仰太較真,人們會覺得你很怪異。”
鮑爾斯稱自己從小到大都是一個不可知論者,在“曼哈頓過著快樂而世俗的生活。”她在紐約為民主黨從事政治工作時,一位朋友邀請她去曼哈頓蒂姆·凱勒的救贖主長老教會。她最初猶豫不決——“在這世上,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當基督徒”——但她最終還是決定去看看。牧師使她在思想上得到了觸動,而不只是情感上,同時牧師還將基督教看作是歷史的產物。她的信仰就此萌芽。
“令我懊惱的事,上帝進入了我的個人生活。我試圖忽略它,遠離它。我甚至想過自己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有段時間感覺很奇怪,”鮑爾斯告訴我。“但是時間一長,我開始明白,與上帝的關系不是一種選擇。這是真實存在的。”
人們在華盛頓不輕易談論信仰問題,鮑爾斯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基督徒們名聲不太好……如果你跟人說,‘我是的福音派’或者‘我重生過’,那都帶有沉重的政治包袱。人們會認為你肯定支持伊拉克戰爭,或者反對婦女權利,或者仇恨同性戀者。但是沒人這麼描述過我。”
人們往往保持沉默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可能想要避免他們的工作和個人信仰之間產生利益沖突。喬恩·沃德是《赫芬頓郵報》的高級政治記者,他沒有使用宗教性的詞語,僅僅稱自己是一位“蒙恩得救的罪人。”(在他大二那年,沃德對宗教頓生感悟。)沃德說,華盛頓的信徒不得不擔心別人質疑他們的動機。“我時刻提防著,因為人們可能會說因為我是基督教徒,所以我會串通或者推動一個議程,”他告訴我。“我從來沒打算這麼干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