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一份报纸，出自金庸之手
2016-02-02 09:42:33 国家人文历史后来金庸曾这样评价《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一人报纸”的利弊与困境
虽然张季鸾提出中国报业当向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转化，但从邵飘萍到张季鸾，再到王芸生，民国最典型的报业运作方式仍是“一人报纸”。如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
《明报》“五月人潮”报道的逆袭，虽然有记者与编辑施加压力的成分，但最终大规模报道的决策仍然出自金庸独断。纵然《明报》后来已经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员工多达600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着“社评”与“副刊”两大块。
大部分社评由金庸亲自撰写，联系知识界的副刊，编辑既无约稿权，也无退稿权，连作者稿费都是金庸一言而决。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4位研究生曾去函香港多家报社，指传媒为“社会公器”，老板不应私用社评来阐释自己立场。然而金庸回应说：“报纸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不是公众的公器⋯⋯报社内员工与老板只有雇工与雇员的关系，没有新闻自由的关系。新闻自由是报社对政府当局争取的，不是员工在报社内争取的。”
金庸更在私下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世界知名报刊为例，强调“全世界不论资本主义社会或共产社会中，并无哪一家传媒的工作人员可享有独立的‘新闻自由’，作此解释者，新闻工作人员自抬身价的幻想而已”（《金庸与〈明报〉》）。
金庸创办《明报》之初，心仪是某种“家庭式”的报社架构，“大家最好像一家人般住在一起，所有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工厂和住宅都在一起”。这或许是他初来香港时《大公报》类似的管理模式影响所致。金庸与沈宝新又鼓励员工在报社内部兼职，一人开两三个人的活儿，拿一个半人的薪水。员工长期没有规制的福利与保险，但有急事可以找金庸和沈宝新借钱，以致很多员工称沈宝新为“老豆（老爹）”。金庸与沈宝新分工明确，一人管编辑部，一人管经理部，很多人都说这对搭档是张季鸾、胡政之的翻版，也即继承了“文人办报”和“同人报”的报业传统。
然而，《明报》越做越大，有集团化的趋势。金庸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自己殚精竭虑不说，确乎难以为继。金庸对此事早有知觉，曾有言曰：“《明报》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成功是效率高，要办什么马上可以办到；失败是我离开了，事情就办不成了。”
从金庸1989年卸任社长，只担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另组行政委员会，到1991年3月22日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再到当年年底把《明报》卖给于品海，金庸一直希望《明报》能摆脱“一人报纸”的困境。他反复强调：“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我要使《明报》公众化，让许许多多人来参与，否则我一旦死了，《明报》四分五裂，就此垮台。”
金庸
自1992年起，《明报》已很难称为“金庸的《明报》”，但金庸心心念念的“制度化”“公众化”却未见真正地实现。《明报》的销量与影响力均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像前30年那样，在华语舆论场掀起风潮。虽然与舆论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但《明报》脱离金庸的控制之后，不仅没走上“最好的中文报纸”之路，反而丧失了鲜明的“一人报纸”特色，沦为各方面都相对平庸的大众报纸。
民国报业“文人办报”“一人报纸”的特色，适合当时舆论界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比较容易让有识有才之士，完全发挥自己的独特资源，赢得巨大的影响力。而在资本竞雄的21世纪，报业的形貌与运作都有着质的变化，信息的碎片化倾向，新媒体的崛起，“读者”向“用户”的转变，都让金庸式的凭一支健笔白手起家，成为再难复现的神话。
1997年6月30日，香港街头的英国青年用油彩在脸上画着中国和英国国旗，面对镜头，手拿刊有“再见，彭定康先生”的《明报》
放在世纪为尺度的中国报业谱系内考察，金庸的《明报》，诚可以称为“最后一份民国报纸”。自此之后，没有一份报纸会跟一名文人再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也没有一份报纸能够30年保持主事者的个人特色而不变。一段历史的终结，让人唏嘘感慨又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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