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一份报纸,出自金庸之手

2016-02-02 09:42:33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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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金庸曾这样评价《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一人报纸”的利弊与困境 

虽然张季鸾提出中国报业当向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转化,但从邵飘萍到张季鸾,再到王芸生,民国最典型的报业运作方式仍是“一人报纸”。如王芸生经常说:“《大公报》就是王芸生,王芸生就是《大公报》。”

《明报》“五月人潮”报道的逆袭,虽然有记者与编辑施加压力的成分,但最终大规模报道的决策仍然出自金庸独断。纵然《明报》后来已经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员工多达600人,金庸仍然牢牢控制着“社评”与“副刊”两大块。

大部分社评由金庸亲自撰写,联系知识界的副刊,编辑既无约稿权,也无退稿权,连作者稿费都是金庸一言而决。1989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4位研究生曾去函香港多家报社,指传媒为“社会公器”,老板不应私用社评来阐释自己立场。然而金庸回应说:“报纸是股东的私有财产,不是公众的公器⋯⋯报社内员工与老板只有雇工与雇员的关系,没有新闻自由的关系。新闻自由是报社对政府当局争取的,不是员工在报社内争取的。”

金庸更在私下举《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等世界知名报刊为例,强调“全世界不论资本主义社会或共产社会中,并无哪一家传媒的工作人员可享有独立的‘新闻自由’,作此解释者,新闻工作人员自抬身价的幻想而已”(《金庸与〈明报〉》)。

金庸创办《明报》之初,心仪是某种“家庭式”的报社架构,“大家最好像一家人般住在一起,所有员工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工厂和住宅都在一起”。这或许是他初来香港时《大公报》类似的管理模式影响所致。金庸与沈宝新又鼓励员工在报社内部兼职,一人开两三个人的活儿,拿一个半人的薪水。员工长期没有规制的福利与保险,但有急事可以找金庸和沈宝新借钱,以致很多员工称沈宝新为“老豆(老爹)”。金庸与沈宝新分工明确,一人管编辑部,一人管经理部,很多人都说这对搭档是张季鸾、胡政之的翻版,也即继承了“文人办报”和“同人报”的报业传统。

然而,《明报》越做越大,有集团化的趋势。金庸像诸葛亮一样事必躬亲,自己殚精竭虑不说,确乎难以为继。金庸对此事早有知觉,曾有言曰:“《明报》内部所有的人只听我一人的话,可以说是成功,也是失败。成功是效率高,要办什么马上可以办到;失败是我离开了,事情就办不成了。”

从金庸1989年卸任社长,只担任集团公司董事长,另组行政委员会,到1991年3月22日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再到当年年底把《明报》卖给于品海,金庸一直希望《明报》能摆脱“一人报纸”的困境。他反复强调:“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我要使《明报》公众化,让许许多多人来参与,否则我一旦死了,《明报》四分五裂,就此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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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

自1992年起,《明报》已很难称为“金庸的《明报》”,但金庸心心念念的“制度化”“公众化”却未见真正地实现。《明报》的销量与影响力均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像前30年那样,在华语舆论场掀起风潮。虽然与舆论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但《明报》脱离金庸的控制之后,不仅没走上“最好的中文报纸”之路,反而丧失了鲜明的“一人报纸”特色,沦为各方面都相对平庸的大众报纸。

民国报业“文人办报”“一人报纸”的特色,适合当时舆论界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比较容易让有识有才之士,完全发挥自己的独特资源,赢得巨大的影响力。而在资本竞雄的21世纪,报业的形貌与运作都有着质的变化,信息的碎片化倾向,新媒体的崛起,“读者”向“用户”的转变,都让金庸式的凭一支健笔白手起家,成为再难复现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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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6月30日,香港街头的英国青年用油彩在脸上画着中国和英国国旗,面对镜头,手拿刊有“再见,彭定康先生”的《明报》

放在世纪为尺度的中国报业谱系内考察,金庸的《明报》,诚可以称为“最后一份民国报纸”。自此之后,没有一份报纸会跟一名文人再有如此密切的关系,也没有一份报纸能够30年保持主事者的个人特色而不变。一段历史的终结,让人唏嘘感慨又无可奈何。

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