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一份报纸，出自金庸之手

2016-02-02 09:42:33 国家人文历史

后来金庸曾这样评价《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接续民国报业传统 

我们可以推想，虽然《明报》（本来起名为《野马》）一开始只是想办成一份没有新闻的小说小型报，但一旦出于市场敏感（据说是听从报贩建议），金庸与沈宝新决定将《明报》从四开改成对开，变成“有新闻的日报”，负责编辑部的金庸，当然会将他最为熟稔的《大公报》理念与架构，照搬到《明报》来。

民国时代的《大公报》，就理念来说，是自张季鸾到王芸生都坚持的“文人论政”。更为人熟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则是《大公报》自我确立的“报格”。“四不”是由“文人论政”这一理念决定的，因为文人办报，不隶属于政府，也不接受财团资助，只靠销量与广告维持，所以有实行“四不”的可能性。

中国报业，自晚清以来，就难以摆脱对官对商的依赖，1916年，李大钊曾猛烈批评中国报业“为经济所困而呻吟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

为了实现独立自主的舆论理想，李大钊加入同人刊物《新青年》，但《新青年》却在1917年底因为“不能广行”而遭到出版方群益书社“中止”的威胁，如果不是碰上五四运动大潮，这份销量不佳的同人刊物照样岌岌可危。

邵飘萍

第一份没有政治背景，能靠自身盈利维持的报纸，当属邵飘萍的《京报》。

《京报》的成功，正是依靠邵飘萍个人言论的力量，如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大声疾呼“必使政府听民意”，更重要的是，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和依靠社会力量”，自己担任北京大学新闻学讲师，并创办《京报副刊》《莽原》等23个副刊，有效地建立了文人集团与公共舆论之间的联系。正是遵循邵飘萍的榜样，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手创办新记《大公报》，让“文人办报”“文人论政”成为现实。

不过，张季鸾抗战时在《抗战与报人》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报纸正从清末民初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文人办报”逐渐“循着资本主义的原则”过渡到“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他认为，“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

金庸身在《大公报》十余年，耳濡目染，对民国报业发展的历程不可能一无所知。事实上，看《明报》创办之后的方针与道路，与上述民国报业的路径大致相符。

金庸自己出身左派《大公报》，但在《明报》创始之初，便在社评中反复强调“立场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评：“本报自称不左不右，绝对中立⋯⋯（香港报纸）真正中立者惟《明报》一家。”后来又更明白地说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人士”（1960年2月21日社评）。1963年，金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积极中立”，并解释道《明报》“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1963年1月17日）。

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