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一份报纸,出自金庸之手

2016-02-02 09:42:33 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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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金庸曾这样评价《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接续民国报业传统 

我们可以推想,虽然《明报》(本来起名为《野马》)一开始只是想办成一份没有新闻的小说小型报,但一旦出于市场敏感(据说是听从报贩建议),金庸与沈宝新决定将《明报》从四开改成对开,变成“有新闻的日报”,负责编辑部的金庸,当然会将他最为熟稔的《大公报》理念与架构,照搬到《明报》来。

民国时代的《大公报》,就理念来说,是自张季鸾到王芸生都坚持的“文人论政”。更为人熟知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则是《大公报》自我确立的“报格”。“四不”是由“文人论政”这一理念决定的,因为文人办报,不隶属于政府,也不接受财团资助,只靠销量与广告维持,所以有实行“四不”的可能性。

中国报业,自晚清以来,就难以摆脱对官对商的依赖,1916年,李大钊曾猛烈批评中国报业“为经济所困而呻吟于势力者之前,仰人鼻息,以供其驱策之用”。

为了实现独立自主的舆论理想,李大钊加入同人刊物《新青年》,但《新青年》却在1917年底因为“不能广行”而遭到出版方群益书社“中止”的威胁,如果不是碰上五四运动大潮,这份销量不佳的同人刊物照样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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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飘萍

第一份没有政治背景,能靠自身盈利维持的报纸,当属邵飘萍的《京报》。

《京报》的成功,正是依靠邵飘萍个人言论的力量,如他在五四运动前夕大声疾呼“必使政府听民意”,更重要的是,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和依靠社会力量”,自己担任北京大学新闻学讲师,并创办《京报副刊》《莽原》等23个副刊,有效地建立了文人集团与公共舆论之间的联系。正是遵循邵飘萍的榜样,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手创办新记《大公报》,让“文人办报”“文人论政”成为现实。

不过,张季鸾抗战时在《抗战与报人》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报纸正从清末民初的“英美式的自由主义”的“文人办报”逐渐“循着资本主义的原则”过渡到“商业化”的“大规模经营”。他认为,“此种商业性质,其本身限制了言论自由,但因经济雄厚之故,对于报人职业的独立,却增加了保障”。

金庸身在《大公报》十余年,耳濡目染,对民国报业发展的历程不可能一无所知。事实上,看《明报》创办之后的方针与道路,与上述民国报业的路径大致相符。

金庸自己出身左派《大公报》,但在《明报》创始之初,便在社评中反复强调“立场超然”,如1959年10月16日社评:“本报自称不左不右,绝对中立⋯⋯(香港报纸)真正中立者惟《明报》一家。”后来又更明白地说明“我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反共人士”(1960年2月21日社评)。1963年,金庸更是提出了“明辨是非,积极中立”,并解释道《明报》“乃是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中共和国府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1963年1月17日)。

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