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后一份报纸，出自金庸之手

2016-02-02 09:42:33 国家人文历史

后来金庸曾这样评价《大公报》：“当时在中国它是最有地位的报纸，对舆论也很有影响力。我从学生时代就很喜欢这样一份报纸。后来到香港，我也在《大公报》服务。但后来它改变路线，和过去的传统完全断绝。”

终于还是“文人办报” 

《明报》初创，并非有什么宏图大志，金庸与沈宝新都很现实地把赚钱放在第一位。如开设股评版、马经版，大登明星八卦与情色凶杀新闻，而且每逢销量下滑，便放出更多的艳照艳闻这一法宝（沈宝新唯一坚持的报格，是《明报》不接受色情广告）。

依照金庸的本意，《明报》应该像《成报》那样办成“粤港报纸”，所以《明报》从语言上，无论社评还是小说，都刻意地使用并非金庸等撰稿人熟悉的粤语。金庸在早期小说如《书剑恩仇录》《碧血剑》中，即掺杂了不少的粤语词汇。《明报》初创，社评里也出现过“系嗰部近代历史读起上嚟最为冇瘾，唔系割地，就系赔款，又或者派大臣登门道歉，嗰时做正中国人，真系衰之极矣”这样风格的词句。

这也是从晚清报纸起就喜欢玩的花样。不过《明报》的方言特色也坚持不下去。这说明金庸办报，本土化并非他的优势所在。他的优势在于承继大陆的“文人办报”传统，以及由这种传统发展出的“新闻自由”“文人论政”“积极中立”等等特色。

其时的香港，也正处于人口急剧膨胀、经济即将起飞的当口。经济格局的定型，法治社会的建立，意识形态的冲突，都在这块小小的土地渐次展开。《明报》的创立，如果刨去它与香港大部分报纸的共同点，它的特色，还是在“文人办报”这一点上。

众所周知，《明报》向“知识分子报纸”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是1962年的“五月人潮”。面对大陆逃港的难民潮流，港英政府与北京方面的共识都是“不予报道”，《明报》作为标榜中立、但与左派报纸交好的一份报纸，报道难民潮当然会顶着巨大压力。事实上，金庸也是在编辑、记者的强烈要求下，才逐渐放开对难民潮的报道，并呼吁向难民捐款捐物，呼吁港英政府以民生为本。

这次事件，很能看出金庸作为《明报》主事人，办报理念与性格中的矛盾之处。一方面，金庸有商人的特质（初三就曾编售生平第一本畅销书《献给投考初中者》），即所谓“企业家精神”，和气生财是商家信条，尤其面对的是港英政府与左派友报这样的连根连须的庞然大物。而另一方面，金庸身上有民国的报人传统，即张季鸾所谓“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金庸两年后曾在社评中回顾当时的心路历程：“我们明知这会得罪许多朋友，会使得我们以后一生的日子很不平安，会使我们负上许许多多的罪名。然而，《明报》刊登过许多武侠小说，我们赞扬坚持正义的心灵，难道在说了许多年风凉话之后，当自己遇到危机的时候，就去做卑鄙无耻的小人么？”（1964年12月8日）

研究金庸者，往往喜引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这段话：“同时写作政论与小说，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往往感慨遥深。撰写政论时，自是充满入世精神，即便写作‘娱乐性读物’，金庸也并非一味‘消闲’⋯⋯儒道之互补、出入之调和、自由与责任、个人与国家，在金庸这里，既落实在大侠精神之阐发，也体现为小说政论之间的巨大张力。”加入政论家金庸的角度，固然可以丰富金庸小说的解读，反过来，小说中的情怀，也不可能与现实政治完全区隔。

有论者总结《明报》的报业精神为四项：“高举儒家思想”“强烈的民族意识”“崇尚自由”“反战”。揆诸自1959年至1992年的《明报》，这四项大体成立，但考察具体的新闻个案，则该四项精神未必没有扞格之处。如在《明报》与左派报业“要裤子还是要核子”的论战中，《明报》“宁要裤子，不要核弹”的立场，当然有儒家“民胞物与”的影响，但在对方看来，却是置民族大义于不顾，“恶毒反华”“大发其污蔑祖国的妖论”；再如金庸对自由的崇尚与追求尽人皆知，一曲《笑傲江湖》倾倒万千读者，“五月人潮”事件中反对港英政府，“文化大革命”中屡屡批评北京，都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表率，然而1960年台湾当局拘捕《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制造震惊中外的“雷震案”，台岛内外自由主义者纷纷声援，胡适只因保持沉默，便招致诸多自由主义者不满，认为有损胡适晚节。金庸身处港岛，并无政治压力，却主动支持台湾当局，认为“如雷震之徒，尽管捉之”（1960年9月6日）。究其因，是金庸认为雷震“受美国人之大力支持”，“主张由美国人监督中国内政，又主张成立‘中台国’”，他支持台湾当局逮捕法办雷震，是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将“言论自由”放在了一边。即如《明报》在成名之役“五月人潮”报道中，既反抗港英当局与左派报纸的新闻封锁，也时时要求读者“顾全大局”，反对与港英当局的当面暴力冲突。金庸个人办报理念与政治思想的矛盾之处，让《明报》的立场随时势而移易，并非一成不变。

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