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让北京遇上威尼斯

2015-12-16 08:41:00 环球人物杂志

他经历了一场横跨欧亚的旅行，写下了一本震惊西方的游记。

　　大约在1265年，尼柯罗和马菲奥到达元朝的都城上都（现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因为尼柯罗和马菲奥兄弟是第一批来到中国的拉丁人，所以忽必烈非常重视。当时欧洲正处在中世纪后期，宗教是一切事务的中心，忽必烈迫切想要了解西方各国、罗马教皇以及其他各基督教君主王公的情况。因此，他与尼柯罗兄弟的谈话也都是围绕着教皇情况、欧洲的宗教崇拜和基督教教义展开。尼柯罗兄弟不但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经过几年历练，已经精通蒙古语，深得忽必烈的喜爱。他们被忽必烈委任为专使，出访罗马教廷，请教皇选派100名精通基督教教义的传教士来华，并从耶稣圣墓的长明灯上带点圣油来。

　　尼柯罗兄弟带着来自东方皇室的任务，踏上了回家的路。1271年夏天，兄弟二人带上教皇的书信、礼物，以及已经17岁的马可·波罗，再次踏上前往东方的旅途。

　　新鲜的东方世界

　　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叔，沿着陆上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今天新疆的喀什、和田、且末、若羌等地。

　　穿越罗布荒原给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当时，若穿越若羌一带的罗布荒原，至少需要30天，经过的不是沙地，就是不毛的山峰。他们每晚都要寻找水源，有时还会碰到停留地的水又苦又咸。马可·波罗日后回忆中提到了罗布荒原中还有可怕的幽灵，商旅常被幽灵所困而死于非命。这个说法在中国的古籍和近代其他一些西方探险家的著作里也有记载。

　　在路上走了近4年，1275年，马可·波罗终于和他的父亲、叔叔抵达元朝上都，见到了忽必烈，并看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东方大国。忽必烈对于尼柯罗兄弟的归来非常高兴，不但对两位专使大加赞扬，还注意到了他们身边的“小跟班”。忽必烈指着马可·波罗问：“他是谁？”尼柯罗回答：“这是陛下的仆人，我的儿子。”忽必烈立即说：“欢迎他，我很高兴。”下令将马可·波罗的名字列入荣誉侍从的名册中。从此，马可·波罗一家深受忽必烈信任，还接受了元朝政府派遣的一些公务。

　　马可·波罗在元朝游历大江南北，观察东方的社会和政治，一待就是17年。他所到之处包括上都、大都（现北京）、扬州、苏州、 杭州、福州、泉州等多个城市，对古代中国的城市建设赞不绝口。比如，他到达当时的贸易大港泉州时，就感叹道：“这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此处的每个商人必须付出自己投资总数的10%作为税款，所以大汗从这里获得了巨大的收入。”

　　他还仔细研究了大都的城市结构、人口和商业，描述卢沟桥“长300步，宽8步，即使10个骑马的人在桥上并肩而行，也不会感觉狭窄不便。桥有24个拱，由25个桥墩支撑着，桥拱与桥墩都由弧形的石头砌成，显示了高超的技术。”马可·波罗把卢沟桥描写得美丽、壮观，引起了欧洲人的无限向往。因此，欧洲人后来就称卢沟桥为“马可·波罗桥”。

　　最令马可·波罗感到新奇的，是元朝的驿站制度：“每一条大路上，按照市镇的位置，每隔大约25或30英里，就有一座宅院，院内设有旅馆招待客人，这就是驿站或递信局；每一个驿站上常备有400匹良马，用来供给大汗信使往来之用；在各个驿站之间，每隔3英里的地方就有一个小村落，大约由40户人家组成，其中住着步行信差，也同样为大汗服务；在每一个3英里的站上有一个书记，负责将一个信差到来与另一个信差出发的时间记录下来。”这些详细的记载为后世研究元朝的驿站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另外，马可·波罗还记载了元朝制作纸币的过程：先用桑树皮造纸，然后裁成薄片，之后有多位特别任命的官员在每张纸币上签名、盖章。最后，大汗任命的一个总管将他保管的御印先在银珠中浸蘸一下，然后盖在纸币上，于是印的形态就留在了纸上。经过这么多手续后，纸币取得了通用货币的权力，所有制造伪币的行为，都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这些全新的制度和风貌让马可·波罗大开眼界，而他本人也在17年中积攒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珠宝和黄金，就等着找机会衣锦还乡了。

　　1292年，波斯君主阿鲁浑派遣3个专使，带着大批的扈从来到忽必烈汗廷，请求大汗为他选择一名淑女为配偶。大汗选择了一位名叫阔阔真的17岁姑娘，并派遣马可·波罗一家由海路护送他们回到波斯。临别前，忽必烈给马可·波罗一家铸造了两块金牌，以便沿途地方官员给予关照和必要的供给。由此，马可·波罗一家得以沿海上丝绸之路西归，终于在1295年回到阔别已久的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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