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法治“理想国”有何独特魅力？

　　隋文帝打造的法治“理想国”看似完美，实则脆弱

　　隋文帝取得巨大功绩的另一面，却是由他精心挑选培养的隋炀帝快速背弃其治国思想的讽刺。隋文帝竭力打造的看似完美的法治“理想国”如此脆弱，值得深入分析。

　　客观因素方面，隋代保留了前朝的“八议”制度。《隋书·刑法志》载：“其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第七已上犯罪，皆例减一等。其品第九已上犯者，听赎。应赎者，皆以铜代绢。赎铜一斤为一负，负十为殿。笞十者铜一斤，加至杖百则十斤。徒一年，赎铜二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三年则六十斤矣。流一千里，赎铜八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二千里则百斤矣。二死皆赎铜百二十斤。”虽然“十恶罪”不适用于上述法规，但这已充分表示了贵族官僚在法律上享有特权的事实，时间长了，必然令反腐的执行大打折扣。此外，立法、执法的最高管理者实际上还是皇帝个人，缺乏客观的监管系统和完善机制。“十年，尚书左仆射高颎、治书侍御史柳彧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所，殿庭非决罚之地。帝不纳。……未几怒甚，又于殿庭杀人，兵部侍朗冯基固谏，帝不从，竟于殿庭行决。”

　　主观因素方面，隋文帝的个性过于膨胀，常常是个人好恶和脾气取代了法。“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挥楚不甚，即命斩之。……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棰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隋书·刑法志》）

　　隋文帝有时随心所欲滥用刑法的做法，导致人们“守法”而不依法，再加上其生性猜疑，常常听信挑拨，致使后期执政暴虐渐出。尽管后人在《隋书·高祖纪》中归结其原因为“素无术学，不能尽下，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但从根本上看，这还是专制制度下法治即皇权人治之命运使然。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参考文献】

　　①（唐）魏徵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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