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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法治方式——予民廉政、反腐治臣、亲贵不阿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是其治国大略中的核心，围绕着推行新法，他不仅实施了一系列如三省六部制、均田制及科举制度等配套的政治、经济改革，而且极其重视通过执法，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导向和把握。
首先，隋文帝通过加强廉政建设赢得民心。目睹过北周宣帝骄淫奢侈所带来的政治败坏，隋文帝大力推行“倡俭反奢”。他以身作则，“每旦听朝，日昃忘倦，居处服玩，务存节俭”。“开皇、仁寿之间，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隋书·高祖纪》）。他痛恨奢侈之风，对臣子家人的言行也要求甚严，防微杜渐。太子杨勇有次刻意地装饰了一件产自蜀地的铠甲，他得知后十分不高兴，告诫杨勇：“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得长久者。”他还把他穿旧的衣服和一把用过的刀送给杨勇，令其“时复看之，以自警戒”（《隋书·文四子传》）；他惩治奢靡心切，在遗诏中叮嘱强调“凶礼所需，缄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最重要的是，他的节俭做到“令行禁止，上下化之”，节俭成为爱民恤民的真实体现。隋文帝曾听闻关中饥荒，便派遣左右人去察看老百姓所吃的食物，得知百姓吃的都是“豆屑杂糠”，他痛哭自责，拒绝酒食近一年。由于有了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和执行，在隋文帝统治期间，出现了著名的“开皇之治”。
其次，加强反腐败立法。《开皇律》卷三《职制》原文虽佚，但《唐律》脱胎于《开皇律》，我们可从《唐律》中窥见一斑。隋文帝参考晋以来沿用的《违制律》制成《职制律》，言职司法制，备在此篇。其中有对中央及地方行政官员违法乱纪行为的量刑标准及惩罚条例。律令内容细致，涉及官场多发问题，如对挪用公物、贪污、收取赃物等行为严惩不殆：“诸主司私借乘舆服御物，若借人，及借之者，徒三年。非服而御之无，徒一年。在司服用者，各减一等”“诸乘驿马賫私物，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驿驴减二等”“若官人以所受之财，分求余官，无受者，并赃论，余各依己分法”。治理不遵守法纪法规，歪曲法律、为求己利而走关系办事者：“诸有所请求者，笞五十。主司许者，与同罪。已施行者，各杖一百”。设制以杜绝、防止官员好大喜功的恶习，护持风化：“诸在官长吏，实无政迹，辄立碑者，徒一年。若遣人妄称善，申请于上者，杖一百。有赃重者，坐赃论。受遣者，各减一等”。甚至规定职能部门人数，预防因人员冗杂引发官员腐败：“诸官有员数，而署置过限，及不应置而置，一人杖一百，三人加一等，十人徒二年。”（《唐律疏议》卷九《职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隋文帝还首创私罪公罪之分：“犯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已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已上，一官当徒一年；当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当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过九年者，流二千里。”（《隋书·刑法志》）通过有针对性的严格立法，使《职制律》成为打击官员腐败的有力武器。
第三，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明代名相张居正在《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中曾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此前的隋文帝已深谙此理，较为彻底地贯彻了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治精神。就在对杨俊的惩治后不久，四儿子杨秀的奢侈之事也被隋文帝所知，被依法治罪。皇后的表兄弟大都督崔长仁，犯法当斩，皇后亦坚定执法：“国家之事，焉可顾私！”崔长仁最终被依法处死（《隋书·后妃传》）。隋文帝不仅以身作则，还以实际行动支持大臣们秉公执法。据《隋书·赵绰传》，赵绰“处法平允，考绩连最”，被隋文帝所重用，累至刑部侍郎，大理少卿。隋文帝打算加重刑法严惩盗贼，赵绰坚持“律者，天下之大信”，不得轻易改动，得到文帝认可。大将萧摩诃之子萧世略在江南叛乱，按律萧摩诃当连坐，隋文帝想赦免萧摩诃，赵绰据理力争，以致文帝十分无奈，想趁赵绰退朝后偷偷赦免。刑部侍郎辛亶，曾经穿红色裤子以助官运，文帝认为他蛊惑人心，下令斩杀。赵绰拒绝执行，认为按照法律罪不当死，文帝盛怒之下要先杀赵绰。赵绰说：“陛下宁可杀臣，不得杀辛亶。”还说：“执法一心，不敢惜死。”隋文帝最终还是释放了赵绰，并慰勉赏赐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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