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31日,安徽蚌埠,津浦线铁路,九一式装甲轨道牵引车上的日军青村铁道部队士兵
压倒性的炮兵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在中国正面战场上,几乎都是日军以少打多,让拥有兵力优势的中国军队付出巨大牺牲呢?除了中国军队指挥体系效率低下的问题以外,日军师团以上的单位对中国同级别单位在技术兵器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贾善明老先生曾向笔者提到,当年他一个战友听别人发牢骚每天只吃凉米饭太淡,想要加菜,随口讲了一句笑话:“有炸弹、炮弹、手榴弹,要啥配菜?”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开始,中国军队从上到下,都深切地感受到了日军的火力优势。除了贾善明老先生这样的基层士兵,中国的高级将领也常有被日军航空兵和炮兵火力袭击,导致受伤甚至牺牲。同是在南口战场,张治中将军的弟弟,时任第四师十二旅少将副旅长的张本禹,在指挥转运弹药时遭遇日军轰炸,不幸牺牲。
当时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历次战役总结中,无一例外提到了日军的技术兵器优势,例如在国民政府对淞沪会战的总结中,提到“敌军炮空火力旺盛,能受到压我炮兵之效,为战况迅速发展之主因”。即便是像台儿庄这样的大捷,关麟征在战后总结中,特别提到“我军无论攻防,受敌害最大者为炮兵。”
根据日本陆军制定的编制,四单位制的师团下辖一个山炮兵联队(对应中国军队的团),由一个装备12门野炮的野炮大队和两个装备12门山炮的山炮大队组成。而同时期中国军队中装备最好的德式整理师,也仅下辖一个装备12门山炮、4门反坦克炮和4门20毫米高平两用机关炮的师属炮兵营而已。而且,日军在作战中经常会将军属的野战重炮兵联队加强到第一线,这就造成了日军对中国军队在炮兵火力方面形成压倒性优势。
到1939年,日军已经编成了一批三单位制新型师团,这些师团的炮兵实力得到进一步提升。首先是每个步兵联队装备了4门四一式山炮(所谓联队炮)和4门九四式37毫米反坦克炮。其次每个师团装备12门105毫米的十厘榴弹炮和24门75毫米野炮。而这一时期整个中国军队的105毫米榴弹炮加起来尚不足50门。
虽然中国在抗战爆发前向德国、法国、瑞典等进口了少量先进火炮,单炮性能超过日军主力的四一式山炮、三八式野炮、九一式10厘米榴弹炮和四年式15厘米榴弹炮,但由于中国炮兵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因此大部分情况下只能消极避战,至多是展开炮兵游击战,对日军炮兵形成一定牵制。在这种情况下,日军炮兵得以从容地机动、展开、瞄准、开火,命中精度自然较高。例如在中国军队对中条山战役的总结中,认为日军“炮兵即能应时发射。进至我军阵地最近距离之瞬间,复能立即延伸火力”。而在日军当时拍摄的战场写真中,像四年式15厘米榴弹炮这样的巨炮竟然敢于在前沿无遮无拦的平原上展开,对阵地及周边不做任何伪装,日军炮兵的骄横气焰由此可见一般。
不过,日军在抗战爆发后,发现中国战场的道路条件极为恶劣,日本的汽车工业又较为落后,因此日本炮兵更多依赖畜力挽拽火炮。当时日军的一个炮兵大队编有450匹挽马,比骑兵大队的马还多(410匹)。曾有日本老兵在回忆录中写道,日军炮兵把中国老百姓的牲畜都抢光之后,又去“抢”骑兵大队的马,最后干脆把主意打到旅团司令部的16匹乘骑马上。道路不利通行、挽畜缺乏使得日军的重炮在行军中经常被甩在后面,很多日军将领更倾向于利用轻便的山炮支援作战。例如在中国军队1943年出版的《浙赣战役之检讨》中提到“此次战斗中,道路被我破坏,除山炮外,敌其余炮兵不能运动”。
所以当中国军队采取机动作战时,日军的炮兵优势很难得到发挥。但如中国军队试图长期坚守固定防线,就会遭到日军逐渐集中的优势炮兵的密集轰击。例如从1938年10月到1939年3月,中国军队在赣北凭借修水河天险抗击日军近半年,在这段时间中,日军在修水河方向逐渐集中了近200门(194门)火炮,其中不乏八九式15厘米加农炮、十四年式10厘米加农炮和四年式15厘米榴弹炮这样的重炮,并在1939年2月秘密完成了修水河附近的大地测量作业。3月20日,日军突然集中火力对中国阵地发起炮击,在两个半小时的压制射击后,日军两个师团开始渡河,据日军计算,在日军攻击正面,每公里平均有24门火炮,日军参战炮兵数量达到中国炮兵的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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