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在生死线上的外交官：我与妻儿同死神擦肩

　　马里：院门外一声巨响，我起初以为是汽车爆胎

　　▌张耕源

　　尽管在非洲国家中也算是幅员辽阔，但马里确实知名度不高。这种情况在2012年后明显改观，原因是马里先后经历了武装叛乱、军事政变、反恐战争、政治过渡和总统大选，频频见诸国际新闻。

　　我是2011年4月来到马里的。得知我在马里常驻，90%的人都表示毫无概念，还有的人会直言不讳而具有娱乐精神：“马里？……那个……离索马里近么？”

　　2011年底，居住在北方的图阿雷格族发起武装叛乱，他们把北方地区称为“阿扎瓦德”，誓要实现政治独立。这样的叛乱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不同，随着卡扎菲政权的倒台，大批图族雇佣军携武器返回马里。武装叛乱来势汹涌，政府军节节败退。

　　2012年3月21日，马里首都巴马科发生军人骚乱。（网络图片）

　　2012年3月21日那天，热浪袭人。一位华侨打电话告诉我，巴马科二桥被荷枪实弹的军人封锁。打开电视，马里国家电视台信号中断，空荡荡的屏幕仿佛预示着这个国家的未知命运。接下来几小时中马里国内局势变化之快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个国家如同一列脱离轨道的列车，急速驶向未知的方向。

　　入夜，枪炮声越来越近。8点多，院子门外一声炸响。当时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汽车爆胎了——门前有个比较高的减速带，汽车在这抛锚并不奇怪。现实情况是，当时政变军人的皮卡车就停在使馆门前，他们对着天空鸣枪示警，大概是告知政变的消息，提醒附近居民不要出门。形势所迫，根本来不及害怕。不知哪来的勇气，我跑上二楼，透过窗户向外张望，想到军人可能看到这扇窗，我没有开灯。三五个军人跟守卫在使馆门前岗亭的马里警察说了几句话，警察向使馆的当地保安大声招呼，与军人一起上了皮卡车，消失在夜色中。

　　枪炮声一夜不停。一听到响动，我都会立刻绷紧神经。小睡片刻，又被枪声惊醒。还好，心还在跳。第二天凌晨，巴马科城里的战斗基本结束。一群军人端着枪出现在电视屏幕上，镜头捕捉到的人群很疲惫，看得出来刚刚从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胜出，一夜没睡。这一夜，整个国家在陪着他们失眠。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只记得自己责任感突然上身，疯狂加班，像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形势紧张，我把办公室的窗帘拉上，不留一丝缝隙，煞白的日光灯照着，白天和黑夜仿佛没什么分别。

　　政变是以拯救危机为名，危机却愈演愈烈。政变后军心大乱，不出三天，北方三个大区，相当于全国三分之二的领土尽数被政变军人占领。

　　4月6日，军人最终接受了西共体的调解方案，同意根据宪法由国民议会议长出任过渡时期代总统，为期一年。新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图阿雷格族叛军借巴马科政变之机占领北方没多久，就在一场火并中被击溃，新的主宰者是恐怖极端分子。2013年1月，北方的恐怖组织和极端势力冒然向南进攻，他们不再满足于控制北方，一路南下，打到中部要塞迪亚巴利，巴马科和整个南方告急。

　　2013年7月，原本部署在北方的非洲部队转化为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首次派出战斗部队参加。2014年初，我陪同大使前往加奥慰问维和官兵。我们搭乘联合国C160型军用运输机，庞大的机舱足以装下一辆坦克，螺旋桨发出巨大轰鸣声至今想起还在耳畔。

　　下了飞机，加奥机场空荡荡的，候机楼的墙上满是弹痕，大块的玻璃打碎了撒在地上，那是炸弹爆炸震碎的。去营地的路途并不远，视线所及之处全是荒漠，UN标识的步战车和防弹车拉风得可以。战士们警惕地留意途经所有车辆、行人和低矮建筑。汽车炸弹、人肉炸弹、火箭弹、地雷都是恐怖分子的惯用的袭击方式。他们藏身在民众当中，不会轻易暴露自己。

　　后来几次和维和官兵们接触，他们讲述的一个小细节特别打动我，部队每次集中排放厨房垃圾，加奥的女人们就带着孩子在固定的地点等，争着捡拾食物充饥。后来他们就把吃剩的食物装进干净的塑料袋，方便女人们直接取走。他们说：“看到这样的场景，心里很难受，再有就是真心觉得生在中国真幸福。”

　　巴马科孤儿院的孩子们。

　　从2011年到2015年，近1600个日日夜夜，清醒和迷茫交错之间，我亲眼目睹了危机面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平凡人浮沉不定的命运。那些遇见的人、经历的事，亲身感触的温暖和伤痕，不断冲刷、重塑着我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看法。

　　外交官的生涯，就是一次又一次的目送和别离。把最好的几年青春安放在非洲大陆，到底值不值？或许，值得的青春，就是崇高理想的坚守，是纯净安宁的内心，是看到这世界那么不完美却依然相信明天，是每一个寻梦路上踽踽独行的日子。

　　（作者就职于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图片除标注外均由作者提供）

责编：许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