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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1947年，上海报亭出售的《观察》杂志。抗战胜利后，储安平将主办《观察》上升到“挽救国运”的高度
右图：木刻版画《失去自由的人们》，真实反映了1948年《观察》杂志被查封事件
国家重于自由的著名报人
1940年，储安平离开《中央日报》，从此彻底告别国民党文宣系统。不过，由于他爱国，仍然主动延续了一个战争鼓吹者的身份。他仍对领导抗战的国民党表示支持与肯定：“抗战以后，中国国民党以外的三个政党，宣言拥护现政府及其政策，与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 现政府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一个政府，现在全中国有志行的人民，无不拥护当今政府及其所施行的国策。”他津津乐道的例子是连小学生都“拥护蒋委员长”：“据传汉口伪政府地方派员在各小学训练小学生。汉奸先问：‘我们打倒谁’，嘱咐小学生答：‘打倒国民政府’。问：‘我们拥护谁’，答：‘拥护日本帝国’。训练三月，预备欢迎某某敌酋，但到了那一天，指挥的人问：‘我们打倒谁时’，小学生异口同声地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问拥护谁时，都答‘拥护蒋委员长’。”
当然，与其说储安平支持一党一派，不如说他支持在强有力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统一。在他看来，历史上没有一党可以万世执政，但若某党在位执政，便具有执行全国事务的权力。无论政府的性质如何，中央政府必须具有执行国家一切命令的最高权力，这样才能集中力量领导抗战建国，使中国成为一个在政治走上轨道的国家。由此，储安平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增强这一个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消除一切对中央权力的离心作用”，这对中国的抗战建国而言关系重大。
不过，随着抗战胜利的来临，国民党的专制腐败也日益严重。尤其是抗战胜利后，政府不顾人民的意愿，坚持与中共兵戎相见，将共同建设新中国的承诺抛诸脑后。国难仍在继续，谁来挽救国运？储安平认为，唯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为国家建立独立、健全的舆论，影响政府决策。由此，他将主办《观察》上升到“挽救国运”的高度。
他曾概括自己办刊的目的：“我们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这个工作是替国家做的，不是为了我们做的，我们绝无意思要本刊的读者成为我们的群众。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认为替国家培养这些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甚至在他生病住院，被施麻药即将昏迷的一刹那，心中想到的竟然也是国家不是其他：“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我当时曾经确切地感到，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使我不能瞑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的一点。”
储安平在爱国方面从来不回避自我标榜，也不怕高调。他宣称：“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业。我们愿在这儿毫不害羞地向广大的社会宣告：我们认为我们今日所做的一种工作，就是一种真正的建国事业！”
此时的储安平也不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协助政府增强中央政权的向心力，而是开始将党和国家逐渐隔离开来，站在国家的角度批评党。他最不能容忍的是，国民党亲美崇美的行为。因此，他主办《观察》期间，对美国的抨击尤为激烈。
1947年10月，美国前驻苏大使蒲立特访华，在美发表万言访华报告。他建议，美国政府必须对国民政府进行全盘援助，给予军事支持和贷款，将共产党驱逐出去，防止苏联霸占中国。储安平异常愤怒于蒲立特的报告，认为蒲氏不愿中国沦为苏联的附庸，其实是希望把中国沦为美国的附庸。他说，从事实来看，美国控制中国的色彩远比苏联浓厚。美国在各方面牢牢地威胁着中国的独立与自主，已经成为一个世人共同感觉的事实。
储安平宣称，反对任何一个国家过问中国的内政。然而，国民党没有治国能力，将中国搞得如此混乱，不得不要美国来调节中国的内政，把中国的脸都丢尽了。储安平批评美国人在中国“任意殴打学生，调戏妇女，碾死行人，简直目无中国”。他批评中国政府在外交上，一味地跟着美国走，在经济上，没有钱就向美国要。储安平夸张地认为：“今日中国在精神上实已亡于美国了！”
储安平的此种见解是否正确，可谓见仁见智。但国民党的亲美崇美，显然是储安平思想转向的原因之一。他认为，若国民党继续执政，中国必将成为美国的附属国。他心中理想的蓝图，是一个独立自主富强的新中国。所以，他逐渐开始了解中共。与此同时，中共也开始对其进行统战。1948年末，储安平遭受国民党通缉，他遂主动投奔北平，迎接中共建国。此时的储安平更坚定地认为，只要中国强大了，所谓自由的多少或有无，并不成为问题。因此，相对于被捧上神坛的自由主义者储安平，实际更接近真相的是一个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储安平。
（作者韩戍，2015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储安平传》，共26万字，系海内外第一部全面介绍储安平生平与思想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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