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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为储安平在光华大学时期的留影，右图为端木露西在光华大学时期的留影，1934年她与储安平结婚
宣传国家意识的党报喉舌
1933年秋，储安平进入《中央日报》工作。这一时期他的言论包含着明显的民族国家意识。他曾推崇新生活运动：“近年来我们的民族精神，日趋颓唐萎靡，社会风化，日见堕落幸薄。我们需要一个广大的纠正运动，实不容缓。新生活运动的内容，虽然极平常，极简浅，然而努力推行，实可挽救民族的危机。”他认为，蒋介石对一切事情都主张实干快干，恰是针对中国的这种风化堕落的病症而发。目前国难如此严重，必须有这样一个彻底的改革运动，才能挽救国家的危亡。
对此时的储安平而言，一切可能危害国家利益的学术或观点，都应该予以反对。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他对大学时历史老师吕思勉的批评。吕思勉出版有《白话本国史》，认为宋金议和在所难免，秦桧因主持议和而背负恶名，实在冤枉至极。吕思勉的言论是正常的学术观点，在国难背景下被别有用心者扩大发酵，甚至告上法庭，视为汉奸言论。储安平约同学谢元范在自己的版面上发表了一篇《岳飞与秦桧，对于吕诚之先生白话本国史的一点抗议》，以表达对吕思勉观点的不满。储安平所秉承的，是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国家”的态度。
1936年6月，储安平跟随中国奥运代表团采访柏林奥运。在报道中，他不遗余力地赞叹德国民众的爱国精神。他肯定德国人对元首希特勒的拥戴：“他们内心里最大的冲动，还是要来拜谒他们元首所在的京都。他们对于他们的国家是何等关切，他们对于他们的元首是何等崇仰 德国的人民，喊着那样恳切、勇敢、崇仰的声音来欢迎他们的元首。我们只看见几十万条粗壮的臂胳，像铁一样直的平伸着，没有一点颤动，没有一点下斜，他们德意志国民的精神那时就完全在这一条臂胳上，直到希特勒初坐了下来。这几十万条粗壮的臂胳才放下了。”
在他看来，此种 “日耳曼精神”是德国从弱转强的关键。德国在一战中战败，受《凡尔赛和约》制裁，国家在艰难中挣扎。然而，由于希特勒和纳粹党强大的动员能力，民族凝聚力达到顶点，国力亦随之突飞猛进。储安平赞叹德国这种飞速的进步：“我们看，我们看今日的德国又是如何一个局面！今日的德国还是一九一八年时候的德国吗？再也不是，再也不是了。二十年，二十年！仅仅二十年！今日的德国再也不是忍气吞声接受凡尔赛和约时的德国了，希特勒先生振臂一呼，世界各国不能不瞠目相视，而让德国仍一继而恢复了他世界头等国家的地位了。”
储安平歌颂纳粹德国，实际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屡遭列强欺辱。中国欲摆脱此种命运，必须效仿德国，出现一个希特勒式强有力的领袖。中国人也应该振作起来，像德国人一样热爱领袖、热爱国家，唤醒民族意识，调动国民力量，应付日益危机的列强侵略。由此，当他看到德国的强盛，很自然发出了“德国解放了，我们中国如何”的感叹。储安平将德国纳粹的侵略扩张说成“解放”，虽然十分天真，却十足表现出他爱国的一面。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正在英国留学的储安平坐立难安，时刻关注战况。当年冬天，他起身归国，重回《中央日报》配合政府宣传抗战。1938年7月7日，抗战爆发一周年，他发表了长文《永远忘不了的一天》，认为七七是一个伟大神圣的日子，是中国遭遇空前苦难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起点。储安平的意思是，近代中国一直忍气吞声，成为末等国家。这次东方的睡狮终于惊醒，拿起了武器开始抵抗侵略者。抗战的胜败是一回事，但这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行动，这种誓死抵抗、永不屈服，向世界昭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储安平甚至不希望抗战很快结束。他看到，抗战之于中国并不都是创痛。首先，抗战使国家民族观念深入人心。其次，抗战引发工厂内迁，大后方的经济有了一次再造的机会；大学播迁内地，西部各省的文化在一年之内走完了过去二十年的路程。第三，抗战前全国政令军令不统一，抗战后地方实力派都拥护中央，解决了辛亥以来军政分裂的问题。由此，储安平甚至觉得，中华民族经历的抗战苦痛还很短，苦痛越短，越容易遗忘。他希望战事延长，让国家民族观念在民众彻底植根，让后方的工商业和文化彻底发达，让中央政府的命令在西部畅行无阻成为常态。总之，储安平念念不忘的是，通过抗战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其思考的落脚点，始终和民族国家的富强有关。
1938年8月，武汉保卫战打响。储安平主动要求代表《中央日报》去前线采访战争。在武汉，他给《中央日报》发回了关于战地前线的第一手报道。他将陈诚兢兢业业指挥作战、士兵前线奋勇抗敌、民众积极支持后勤的报道刊登在《中央日报》上，无疑对鼓舞后方民众增加抗战必胜的信心起到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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