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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深入探讨日本官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还得了解战后以来日本人如何总结“战前”，如何看待“战后”的基本思维、论争和演变。以下是笔者长期的观察和体会。
六七十年代反战声势大
“战后”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不少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特别是曾经亲历战火的“战中派”在上世纪后半期经常提出和探讨的问题。他们十分珍惜战后日本的和平。他们对于当政者蓄意修改宪法的动向和日本主流媒体渲染鼓吹的“复古情调”，保持着高度警惕。
然而事与愿违，就在日本国内反战声势还十分浩大的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国内就已掀起一股“怀旧”的热潮。战前《练兵手册》的再版是一个例子，侵略军歌成为最有“人气”的歌曲，是另一个例子。
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周刊杂志更假借“终战25周年”(1970年)名义，大量贩卖战前的理论，把领导战争的主将吹捧成为“英雄”。至于以保守阵营舆论堡垒为己任的《读卖新闻》，在这方面更有其特殊的表现。它借口从战前报纸了解“太平洋战争”，居然将当年宣扬“皇军赫赫战果”的该报重新印刷成“纪念版”，流毒四方。
同样，东宝电影公司也不落人后，迫不及待地推出一系列为“受挫之军神”山本五十六和东条英机等招魂的影片。
平心而论，尽管当时的日本有识之士已经对日本的“复古情调”和“逆时针转”的动向敲起了警钟，但环顾四周，笔者当时的直接观察和感受是：敢公开为战前侵略罪行翻案的日本人毕竟还是少数派。在这一点上，当时中国将之定位为“一小撮”，是准确的。可以这么说，“恐战”“厌战”情绪是当时日本社会的主旋律。
正是看到战后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着“恐战”和“厌战”的情绪，一心一意想扭转乾坤的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在1970年11月以武士道手法在自卫队总部切腹自杀，企图唤回日本人的“大和魂”。
八十年代“逆时针转”加速
与此同时，日本官方也在加紧修改教科书的步伐，目的无非是要医治战后日本人的所谓“恐战病”与“厌战病”。在官方看来，只有让年轻人认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有道理，战后日本才有可能摆脱和平宪法的枷锁，扩军备战。1982年，以“进出”代替“侵略”的教科书事件爆发，无疑是文部省经年累月苦心经营的必然结果。在邻国和日本民众的抗议声中，这个闹得风风雨雨的“教科书篡改事件”总算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出面发表“谈话”，收拾残局。
“宫泽谈话”要旨有三：
1.日本政府及国民深刻了解到日本过去的行为给亚洲邻国带来重大的损害；日本并没有改变1965年《日韩联合公报》及1972年《日中共同声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的基本看法。
2.为了促进与亚洲邻国的友好和亲善的关系，在聆听各方对教科书问题的批判之后，日本政府有责任予以纠正。
3.日本政府认为，上述的看法应该反映到当前的教育环节上。
但从往后日本在教科书问题的大小动作来看，东京的态度与其说是遵守“宫泽谈话”的许诺，不如说是背道而驰。
1982年11月，超级鹰派首相中曾根康弘上台，更把“战后政治总决算”作为其内外政策总纲领。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以首相身份率18名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亚洲邻国舆论的震惊和猛烈抨击。
从鼓吹“怀古情调”到“篡改教科书”，从“篡改教科书”到“参拜靖国神社”，充分地反映了日本“逆时针转”的加速与升级。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当时日本保守界频频掀起“复古”旋风，但由于日本国内政治基本上处在“国论二分”的状态，缅怀战前“盛世”的当政者仍然受到国内舆论的一定牵制。最明显的例子是，任何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或主张侵略无罪论的“失言”大臣都被迫挂冠而去。
责编：许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