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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有几门课，我到现在都有印象。比如，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郑昕先生的“康德”、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还有冯文潜先生（冯至先生的叔叔）的“西洋哲学史”。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很自由，没有人去查到、管纪律，大家反而上课积极。每个系都有名教授，教授们也都重创新，以讲自己的教材为荣，用现成的教科书则是不光彩的事。名师的课总是很受学生欢迎，教室里站不下，学生们就都挤在窗边听。
闻一多先生的课我旁听过，到底是“楚辞”还是“唐诗”，我已不记得了。他一边叼着烟斗，一边讲课，黑板上一个字也不写。但他讲得非常入神，绝对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那些古文。我当时有个感觉，不管是多难、多古怪的东西，好像都能被他解出来，而且，不是引经据典的，完全是自己的见解。
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我也去听过。我觉得他的小说写得真好，那种湘西的气息非常独特。他特别爱写板书，讲每句话、每个字都有逻辑，只要记录下来，就会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他的口音实在太重了，很多话我都听不懂，所以收获有限。
我留学回国后，还见过沈先生。当时是同学袁可嘉请我吃饭，和先生巧遇。席间沈先生还问：你们记得有个写诗的郑敏，现在去哪里了？我心中窃笑：就是我啊。
联大的教授，每个人都是自成一家的风格。汤用彤先生给我们讲“魏晋玄学”，他长得矮矮的，还光头，但给大班上课时嗓门特别大。我喜欢他的课，那种道家的境界、魏晋玄学的潇洒，对我影响深极了。我一直对老庄的东西非常赏识，到现在也经常会读一读，跟汤先生有关。
卞之琳老师的新诗我从大一就开始读，在冯至先生家也见到过他。他成名早，是真正的青年才俊，总是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的眼镜，充满了浪漫气质。
最有意思的是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冯先生留着长髯，穿着长袍，开过一门课，叫做“人生哲学”。课讲到最后是讲境界，说人生有4个境界，最低的是“自然境界”，为了过日子而过日子，什么都不想；往上是“功利境界”，开始懂得为自己打算；再往上是“道德境界”，心里面有了他人，是贤人；最高境界叫“天地境界”， 这种人心目中有宇宙大爱，是圣人。
金岳霖先生给大家讲逻辑，当时他刚从美国回到昆明，比较轰动，因为他穿得很时髦，不只是西装衬衫，还穿夹克、风衣、戴墨镜，跟周围人都不一样，他的身材又高，看上去真“酷”。
有一天，冯友兰先生要给我们上课，他走在前面，我和一位同学正好跟在后面，都往教室赶。垂直的另一条小路上，看到了把外衣搭在肩上，戴着墨镜的金岳霖先生。只听金老师问：“芝生（冯友兰的字），到什么境界了？”冯老师回答：“到天地境界了。”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
我经常回想，也许正是在西南联大那样自由、充实的氛围中，接触到冯先生关于“天地境界”的想法，才让我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后来到美国留学，我待的地方一度流行麦卡锡主义，仇视华人、留学生，我的学业断断续续，最终就是靠着这些信念熬过了艰难岁月，坚持读完了硕士，拿到了学位。
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教授跟他所研究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好像他的生命就是他所思考的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的熏陶极深，但是这种精神，我以后在任何学校、任何环境中都找不到了。
郑敏最早的一部作品集叫做《诗集：1942-1947》，里面的很多诗，都酝酿于西南联大时期。昆明的石板路、石榴花，突然来又突然去的阵雨，给了她很多灵感，
当时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空气是非常浓厚的，冯至先生、闻一多先生、卞之琳先生……可以说，上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云集了中国新诗各阶段的主要诗人，并培养了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等新生代。采访过程中，郑敏反复说，联大的学生很自由，“如同野地里的花花草草一样，肆意地生长着。”
从西南联大，郑敏走向了她的诗歌人生。如今耄耋之年回望，那短短的4年，竟是她人生最大的转折。从西南联大毕业后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在各种波折、劫难中踽踽独行，等到上世纪80年代以九叶派诗人的身份回归时，郑敏已年过花甲，还没怎么写，诗坛就又归于沉寂了。正如她所说，西南联大是她人生中最幸运的时光，也是最遗憾的所在。 （口述/郑敏 记者 王晶晶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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