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文历史：宋朝的忠臣、奸臣与权臣

　　杯酒释兵权

　　自“杯酒释兵权”之后，宋朝就开始大力推行“崇文抑武”国策，文人的地位日益升高、军人的地位日益降低，文官的权力日益壮大、军官的权力日益萎缩。真正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燕，驱强虏于穷漠，凯歌劳远，献捷太庙，其荣不可及也。”(《儒林公议》)

　　赵匡胤曾发誓要求后世子孙永不杀大臣，但这个“大臣”仅仅是指文臣，并不包括武将。终宋一代，的确是中国历朝对文人最为宽容、对文臣最为重用的。

　　在如此顶层设计的导向下，整个国家的价值判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比如，“澶渊之盟”中，为了得到和平，北宋同意“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进贡辽国，这种屈辱外交却被大宋精英们解读成了一举数得的好事：“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遗，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宋会要辑稿》)

　　也难怪岳飞、韩侂胄等“鹰派”下场会如此之惨——尤其需要留意的是，在官方为岳飞平反并神化之前，民间对岳飞之事的反响也是十分冷漠。

　　靖康之难，宋室南渡，本是最需要亮剑的时候，而南宋的体制内精英们，在国防局势稍稍有点稳定后，就开始毫不掩饰地将自己军队中的鹰派当作最大的敌人——而非敌对的金国。

　　在文武之争的表象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关系到政权最核心价值的顶层设计：必须确保皇帝对枪的绝对领导，枪老些、弱些都不重要，关键是必须绝对服从。这样的顶层设计，其假想敌不在国境之外，而在卧榻之侧；其战略目标不是捍边，而是维稳，甚至不惜为此牺牲国防能力，“宁不攘外也要安内”：即使割地，即使赔款，即使自称儿皇帝，这一亩三分地里，皇帝毕竟还是老子做，这就够了。

　　南宋偏安于杭州，除了北伐的各方面条件的确不成熟之外，关键就是这个顶层设计在起作用。这个在“国际”关系上只能韬光养晦的政权，却在经济层面的改革开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有实力的海洋大国及最为富裕的国家。

　　但是，这种蓬勃积累的财富，并没有转化为一个国家、民族的“肌肉”，仅仅是肥膘，更为强烈地诱惑着一批又一批的觊觎者，将“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作为人生的成功标志。

　　终南宋一朝，最安全保险的“讲政治”，就是“不讲政治”——只把发展经济当作最大政治，以拜金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和睁眼说瞎话的“道学”精神文明，出现了双丰收的局面。王奕所谓“百年内，苟而已，纵然成败由天理”，“把笙歌、恋定西湖水”，这成为最有人气的“大宋梦”。

　　于是，辛弃疾只好“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这不仅仅是在感叹时光无情，更是感叹“偏安”国策对人才的消磨，最后也只能是“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发出“可怜白发生”的浩叹。

　　短短一个半世纪，从岳飞的“怒发冲冠”开始，经辛弃疾的“可怜白发生”，最后到文天祥的“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这不仅是一个政权的悲歌，也是一个民族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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