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文历史：宋朝的忠臣、奸臣与权臣

　　神化忠臣的奸臣

　　韩侂胄

　　神化岳飞、妖魔化秦桧的韩侂胄，当然没想到自己也会死于非命——1204年，他被皇帝诱杀，首级送往金国，作为求和的砝码。此时，距离岳飞被杀62年，秦桧病逝49年，韩侂胄开展“崇岳贬秦”运动仅仅3年。

　　韩侂胄更没有想到，自己死后也会名列奸臣行列——尽管他是一位坚定的抗战派，尽管他是岳飞“神形象”的首席策划师。

　　韩侂胄，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根正苗红的高干后裔；他老爹则和那个阳痿的高宗皇帝是连襟，所以韩侂胄也算是个转弯抹角的外戚。他的最高职位是“平章军国事”，位列丞相之上，将尚书、门下、中书三省官印都收入囊中，权势超过秦桧，成为赵宋皇朝数一数二的权臣。

　　大权在手，韩侂胄在帝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两笔。

　　一是打倒“道学”。

　　韩侂胄政治上崛起，靠的是与赵汝愚一起拥立宁宗。到了该进行政治分红的时候，赵汝愚接连升为枢密使、宰相，但韩侂胄却连个节度使也捞不到。赵汝愚还用大话挤兑韩侂胄：我是宗室，你是外戚，这都是应当做的工作，怎么能向组织伸手呢？(“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在朱熹的配合下，开始大规模推行“道学”这一颇具大宋特色的精神文明——遗憾的是，作为最高领导的宁宗皇帝对这些并不感兴趣。

　　韩侂胄能忍，渐渐控制了台谏等部门，利用与皇帝日益密切的关系，向赵汝愚、连带着赵的小兄弟朱熹等发起攻击，最终赢得了这场内斗的胜利。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宣布道学是伪学，彻底批倒批臭，在思想战线和组织战线上，都发起了压倒性的总攻，史称“庆元党禁”。

　　韩侂胄围剿道学，除了权力斗争的需要以及可能的对伪君子的反感之外，也是出于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不求实干、空谈心性的道学，已经成为大宋特色柔弱外交的思想支撑，韩 胄要在外交和军事上对北方亮剑，不能不从解放思想上入手。

　　结果是，公私两方面，韩侂胄都彻底得罪了道学；而不幸的是，道学后来又掌控了中国学术和舆论的话语权，这对韩侂胄的历史形象塑造极为致命。

　　二是北伐金国。

　　为了北伐动员，他“崇岳贬秦”。虽然岳飞和秦桧，在韩侂胄的政治操盘中，无非都是道具，但这却奠定了日后岳、秦二人的基本历史定位。只是韩侂胄似乎并没能把握好翻案的尺度。假如韩侂胄仅仅神化岳飞、而不清算秦桧，只栽花、不种刺，皆大欢喜。但他非要把刀砍向那棵参天的桧树——秦家几代经营，早已在体制内盘根错节，这个桧树上猢狲不少，清算秦桧，实际上触动了这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树敌不少。

　　而且，韩侂胄“崇岳贬秦”的工具性动机太强，与是否赞同其北伐方略相挂钩，如此一来，让那些出于种种原因不主张北伐、或不主张立即北伐的人，心惊胆寒，逼得他们为自保而加入反韩同盟。

　　韩侂胄高调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如果奏凯还朝，证明自己的伟光正，则反侧自消。遗憾的是，他虽有岳飞的雄心、豪气，却无岳飞的才干。战端一开，连战连败，金国恼怒南宋趁己之危，在南宋被迫求和时，提出要交出韩侂胄作为和平代价之一。

　　皇帝和一大帮政敌们为了“和平大局”，一不做二不休，把韩侂胄给诱杀了，史称“玉津园之变”——当然，皇帝在这一事件中又是无责的，承担责任的是杨皇后及另一权臣史弥远。

　　韩侂胄死后，金国又要求南宋奉献其首级，有大臣反对：“韩首固不可惜，而国体为可惜。” “今日敌要韩首，固不足惜。明日敌要吾辈首，亦不足惜耶？”但是，大多数大臣居然赞成：“和议重事，待此而决。奸凶之首，又何足惜？”“与其亡国，宁若辱国。”

　　结果，韩侂胄的棺木被打开，割下首级，送往金国，时人感慨说：“自古和戎有大权，未闻函首可安边。生灵肝脑空涂地，祖宗冤仇共戴天。”韩侂胄的脑袋，换来了宋金之间的“嘉定和议”。当然，被韩侂胄打倒的秦桧，又被恢复王爵、谥号。

　　韩侂胄与岳飞，相似之处是两人皆谓“鹰派”，受制于敌国压力，而死于自己人之手。区别在于，岳飞是“明正典刑”，尽管罪名是“莫须有”，但那好歹也是个走过场的司法审判。而韩侂胄，被杀时并未解除官职，一点司法程序都没走，等于是被皇帝、同僚及敌国联手谋杀的。这位最铁杆的“岳粉”、在遭遇了比岳飞更悲惨的命运后，最后还被打入了奸臣的史册中。

　　韩侂胄的死，为道学排除了最大的发展障碍，因为，他的鲜血吓醒了那些可能与韩侂胄同样壮怀激烈的人：在大宋特色的体制内，空谈救命，实干找死！最明智的做法，无疑是一边大讲天人感应，一边玩摩小脚金莲，全国人民更是投身经济建设，埋头挣钱，把首都杭州建设成了世界第一繁华的都市，在全民纵欲中为蒙古帝国的接管积累着丰富的GDP。

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