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率法定
“税种的开征、停征和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大会审议稿)
改为“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关于修改《立法法》的决定(草案))
赵冬苓:这是一个进步
赵冬苓,作为知名编剧,编写过《红高粱》、《孔繁森》。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她因为提出“税收法定”议案,而成为“明星代表”。
看到常委会二审稿,赵冬苓表示“很欣慰”。看到提交大会审议的草案中删掉“税率法定”的相关表述,她希望能保留,她担心笼统的规定会留下博弈空间,最终受损的是民众利益。
昨天(3月12日),“税收法定”的相关表述又被全国人大法律委写入草案。对此,新京报记者对话赵冬苓。
新京报:你对这个修改感觉意外吗?有没有想到会修改?
赵冬苓:现在心情比较复杂,以前根本没想到,经过大家努力能做到这一步,能出现修改。这是一个进步。
新京报:为什么心情会复杂?
赵冬苓:这两天我过得真不好,当时我觉得作为代表已经尽力了,打算(两会剩下的时间)就安心开会,剩下的事情明年再说了。但大家不许我懈怠。前天夜里23点59分,武汉大学熊伟教授给我发短信,说他还在和北大的刘剑文教授研究这个问题,觉得问题很严重,希望我能再提议案。
我第一时间给他回,说自己感到很疲劳,议案提交已经截止,不想再做了,明年再提吧。但后来又觉得这些学者还在努力,我怎么能放弃。就同意提交建议书。熊伟教授帮忙起草,发过来时已经早晨4点,第二天早晨又联合两位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建议书,建议对三审稿的这一条修改。
新京报:熊伟老师跟你说了什么?
赵冬苓: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应该把税收要素覆盖进去,包括纳税人、征税对象、税率等。
新京报:法律委解释说,明确税率由法律规定,并不排除税收单行法律同时明确由国务院对具体税率作出调整。你怎么看这个说法?
赵冬苓:第一,税率要比较稳定,两个月之内三次上调不正常的,税率法定就是要预防出现这种情况。第二,现在的税收,比如车船税,在设定的时候,可以由法律规定一个幅度,有上限和下限。
税收要素中“税率”最重要
施正文:这一修改把税收要素中最重要的“税率”单独提出来,有积极意义。
税种的核心要素是“税率”和“计税依据”,这两者都会对纳税人的赋税负担产生最重要的影响。其中,税率比较固定,一旦法定,政府裁量的空间比较小。
这次修改过程出现波折,表明人大不是走过场,对代表和民间的声音和诉求有回应,这是立法的民主化、公开化和科学化的表现,是法治进步的表现。
至于全国人大法律委昨日(3月12日)表述的“并不排除税收单行法律同时明确由国务院对具体税率作出调整”,“税收法定”普及后,税率在原则上应是由法律确定。政府若调整税率,必须经过全国人大的授权,而授权仅是一个补充性的、意外性的行为。
政府调整税率需要人大赋权
3月11日晚,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致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立法法修正案三稿关于“税收法定”提出修改建议。
刘剑文:对“税率”的准确表述,是本次《立法法》修改的最大亮点之一和重大进步。
在这次修改中,对于“税收法定”有明确表示,而过去的表述是笼统抽象的。“从法治的发展过程来看,这已经很不容易了。”
此次修改比起三审稿是个重大进步,这个博弈已把政府部门的权力大大限制了。目前“税收法定”只是要素法定,也就是形式法定,而下一步应追求以公平税负、量能课税为内容的实质法定。
对于“并不排除税收单行法律同时明确由国务院对具体税率作出调整”,民众不要太担心给国务院调整税率留下了缺口,“税收法定”后,会给民众财产上的安全感。政府调整税率,依旧要向人大提出建议,需要人大赋权。 (宋识径 林其玲 沙璐 黄丹露 李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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