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福当年如何增税？

　　人们在面对《1935年税收法案》时，与面对胡佛《1932年税收法案》时一样，会提出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那就是：政府在面临大量失业，而且花费了大笔联邦资金来为失业人口提供工作的情况下，如何证明提高税收会攫取更多私人财富的合理性？实际上，在政府批准税收项目之前，一些政客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政府给出的答案是，这些特殊的税收增加将不会导致通货紧缩，因为这些税收的来源是那些数额本来就已经很大的财产和收入，用总统演讲时的话说，很可能是那些非“活力”的财产。

　　在总统看来，购买力的恢复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能够使经济持续向前发展，但大资本家梅隆家族表示，降低穷人的税率不会刺激经济的增长，因为穷人本来就没有机会在是否将资金投入到生产性用途和非生产性用途之间进行选择。

　　1935年税收增加极大地加剧了工商界人士和其他保守人士对政府财政政策的反对，而1936年的税收增加又进一步恶化了这种关系。政府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并非仅仅只是大额政府支出和大额赤字的政策，还包括税收增加的政策，而且是以工商界人士极为厌恶的形式来增加税收。为了能阻止增税，工商业也对支出和赤字进行反对。虽然可以通过一些逻辑上的推演证明，高的政府支出和大额赤字并不必然导致高税收，但上世纪30年代的经历肯定让政商界的人心有余悸。毕竟，在新政的批评者看来，新政的口号就是“支出，支出，税收，税收，选举，选举”。而对于商人来说，税收这部分是最令他们不安的。

　　当美国商会和全美制造商协会的代表在财政立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反对税收增长时，他们并没有说更高的税收比赤字更不必要或者更为危险。相反，他们认为在对平衡预算的渴望上他们不输于任何人，而且他们坚信他们比总统更为看重预算的平衡，但是他们坚持应该通过削减支出来实现预算平衡。实际上，他们坚持认为预算平衡只能通过削减支出来实现，因为增加税收将会减少国民收入，进而减少财政收入。工商界反对罗斯福的财政政策的最初动因可能只是担心和厌恶税收的增长，但支出、赤字和税收是连在一起的，他们的指责变得苍白无力。

　　在税收问题上，罗斯福总统在多次的讲话中也曾试图使工商界放心，但是他不可能完全消除这项政策的副作用。他预计1935财年的实际赤字是13亿美元左右，低于1935年1月估计的数字，现在他估计1936财年的赤字将在11亿美元左右，低于以前预测的数字。罗斯福认为，政府现在基本的税制结构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一边安抚，一边还在谋划着新的加税可能，他早在讲话中为在1937年的预算报告中加税埋下了伏笔。总统暗示道，“如果财政收入预估数没有好转，就需要持续对农产品征收附加税来为农业调整项目筹资。”当时，《农业调整法案》正在法庭受到攻击，总统却说，如果法案被判定无效，那么“我们将不得不面临的问题就是开征一些新的税种来为现有福利支付合约筹资”。当1936年春季建议对未分配盈余进行征税时，这被认为是一个正当的理由。但是，对未分配盈余征税激起了比“共享财富”的《1935年税法法案》更大的愤怒。

　　财政激励

　　最高法院宣布《农业调整法案》和与之相关的农产品附加税无效和３周后补助法规的施行，使得增税问题立即成为关注的焦点。无论是白宫还是财政部都不愿容忍即将发生的赤字。这次的情况与1935年时的状况不同。罗斯福已经同意增加特定税种的税收，而且这并非由于他想增加收入或者减少赤字，而是由于他想降低财富、收入和权力的集中程度。在他1935年关于税收的演讲中，他拒绝使用增加收入、平衡预算这样的理由。但在1936年，他建议增税的决定毫无疑问既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基于政治上的考虑。政府发现，能够既展现自己致力于降低赤字的决心，又同时把增税的责任推脱给其他人，那就要借助最高法院宣布《农业调整法案》无效以及国会制定实施奖金议案。如此一来，政府的计划被扰乱了，使得增税也变得不可避免。

　　1936年，财政部总顾问赫尔曼·奥利芬特再次提出了对未分配盈余征税的想法。他建议废止现存的企业所得税，同时仅以一定的比例对股东的未分配利润征税，这个比率会随着未分配利润比重的变化而变化。它能够矫正征税时的不平等，因为在对已分配利润征税时，实际上是重复征税，一次是在企业获得利润的时候，另一次是在利润分配给股东的时候。这将迫使或引导企业将更多的股息和红利分配给股东，从而可能增加消费者的支出。这项税收后来成为反对新政的重要理由之一，而且也成为被后来的立法所撤销的少数新政创新之一。

　　工商界的反对始终是政府在考虑预算政策时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他们的信心在实现政府设定的经济目标时被认为有重要的作用，而且毫无疑问，这种信心已经受到了政府财政政策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有限复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私人投资复苏的程度很小。到1937年，虽然实际总量已经重新达到了1929年的水平，但是排除财产积累的私人投资水平却远低于1929年的水平，仅为当时的１/３。由此可见，增税的确制约了新政的效果，而1964年的税收削减政策却被视为税收政策对预算平衡政策的最终胜利，同时也被视为保守财政政策的巨大胜利。而奥巴马的“有增有减”的税收政策也为后期共和党执政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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