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1-20 10:49:33|来源:海外网|字号:
顾颉刚(1893.5.8-1980.12.25),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江苏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
关于撰写九鼎铭文一事顾氏后来予以否认。此事本身并不复杂,只需做一个简单的清理。1943年1月11日,顾颉刚日记记载:"中英、中美另订新约,废除百年来之不平等条约,是抗战以来第一可喜事也。"这是背景。1月28日顾又记载:大学党部与工矿党部欲向蒋献九鼎,"而以鼎铭属予,因就(刘)起釪所草,加以改窜"。
刘起釪当时是中央大学的学生。这就是说,撰写九鼎铭文这件事由顾接下,再由顾交刘起釪起草,最后经顾"加以改窜"而上交。所谓改窜,既是修改也是定稿。整个过程的确由顾经办,因此本文称顾为作者之一,这个定位应当可以成立。但由于顾的名气大,当时人们只知顾颉刚而不知刘起釪。
中共建国之后,这件事一度被视为顾的政治污点,对此,顾曾这样自辩:大学党部等决议向蒋献鼎:"因为我在中大,所以由中大的同学邀我撰鼎铭,适有历史系学生刘起釪曾作文言文,我交给他做了......我把刘君所拟的送去,说明不是我做的,但过几天报纸上登出来,仍写了我的名字,这是他们要引我的名以为重的意思。"这个记述,完全回避了"加以改窜"的事实。
顾氏继续写道:"哪知隔了六年,忽然旧事重提,说我献鼎。我哪里来的铸鼎的工料钱......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决裂,共产党尚喊'拥护蒋委员长'的口号,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也未始不是共产党该庆幸的事,这鼎即使是我做也并不在今天犯罪。"
顾之自辩归结为两点:其一,铭文出自刘起釪;其二,中共当时亦拥蒋。的确,在抗战时期说几句蒋的好话并不为过,中共甚至说过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认为:全国军民必须一致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共的此一说法,此一承认,较之"我士我工,载欣载舞"几句空话,肯定可以为顾做更为有力的政治开脱。
顾氏对九鼎铭文的下推(刘起釪)与上挂(中共),无非是政治压力下的无奈的反应,问题在于:这些其实都不是事情的核心。顾颉刚曾亲身经历五四洗礼,但却回过头来参预这种与五四精神完全背离的活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也是引起当时的知识界侧目的原因。
1943年12月18日,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重庆造访俞大维与陈寅恪,竺记载:"寅恪对骝先等发起献九鼎,顾颉刚为九鼎作铭惊怪不止。谓颉刚不信历史上有禹,而竟信有九鼎。"
如前所述,根据《史记》记载,九鼎为禹所铸,而顾颉刚最为著名的学术论点之一,就是否定禹之存在,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禹是一条虫。既然禹不存在,那么,就逻辑而论,由禹所铸的九鼎当然也不存在,因此陈寅恪表示不解:顾颉刚不信有禹,却信有九鼎。
但是,真正引起陈寅恪“惊怪不止”的,并非禹与九鼎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献鼎所表现的与时代精神的背离。接下来竺可桢记载:陈寅格“作诗嘲之云:‘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日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九鼎铭词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有此身。’”
陈诗所指与所嘲,正是问题的核心与实质。
既然被蒋拒绝,铸献九鼎也就没有成为最终的事实。本文所以把这个半途而止的问题提出,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体现了一种较为典型的不对称的精神现象。
不平等条约的取消至少在形式上解除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这肯定是历史的一个进步。然而,向蒋个人铸献九鼎,则又是一种封建性质至少是半封建性质的拟议,这肯定是历史的一个退步。以封建或者半封建的方式,纪念半殖民地的解除,等于以退步纪念进步。一句话,以一种反时代的精神风貌,而面向时代的前行。本来,从理论上讲,进步与退步两者似乎互不相容,然而在实践上却可以被人们合为一体。既是不对称的,又是可以平衡的,此即铸献九鼎所留下的一个可供思考的问题。
最后,那个期待"宝于万古"的九鼎去向何方?据庞镜塘记载:遭蒋拒献之后,"朱家骅即刻派人把这九个鼎送交中央图书馆暂行代为保管,以后便不知下落了"。看来,其命运与夏禹、武曌、赵佶所铸之物,大体相同,都被吞没于历史的瀚海。
(本文选自《近代史研究》2009.2,作者: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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