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向蒋介石铸献九鼎的流产与非议

　　朱家骅，字骝先、湘麟，浙江湖州人。去台湾前，时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与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负责将故宫、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及书籍运往台湾，为中央研究院迁台做准备，同时收容国内各地有名望的教授，成为中央研究院在台发展的基础

　　铸献九鼎的消息传出之后，蒋本人并不制止，等于默认，由此招来人们私下异议。3月22日，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记载:"晚饭后王芸生、曹谷冰来......王、曹对委员长允准各大学铸献九鼎表示不应当，并云鼎文为顾颉刚拟，鼎式为马衡办(此事全出人意料之外)。"王芸生时任《大公报》总编，曹谷冰则任该报董事，王、曹、徐三人的反应至少都不是正面的。

　　这九个鼎后来尚未对外展示即被封存，亲眼见过其实物的并不多，时任组织部秘书的庞镜塘记载:九鼎"经中央大学美术系和美术学院两位教师画出几种图样，最后送朱家骅审定为圆形三足的一种，并决定用最好的铜合金铸造成坯，然后饰以浮雕，花纹略仿三代彝器的旧图案"。据称:"九个鼎的形制大小和花纹完全相同，器高约30公分，重十几市斤。"据前述王芸生所云，鼎式的设计出自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

　　九鼎铭文全文如下:"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此九鼎，宝于万古。"几句空话，形式大于内容。

　　当年10月30日，中国与美英苏一道签署《四国关于普遍安全之联合宣言》，据此，中国的四强地位得到确认。年初，基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铸鼎的拟议被提出，年末，随着四强地位的确认，献鼎的时机已然水到渠成。

　　11月3日，中央社报道:"全国工矿暨学校党部铸九鼎奉献总裁致敬，闻于本月七日在某地举行隆重奉献典礼。""并悉奉献九鼎筹备会恭请组织部朱部长家骅为主献人云。"（《大公报》）

　　3月间徐永昌初闻此一消息，或许因为还只是一个传闻，其反应仅仅是出人意料，但当此事被证实之后，11月6日，徐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闻明日各界将献九鼎于蒋先生，此亦可纪之一也。""余向主努力求己，不重视向国际求体面，即个人亦然。今日献九鼎，蒋先生应却而不之却，徒损其大，献者不以德爱人，徒增国家之陋。"

　　九鼎之铸与献，均缘自在国际上获得"体面"，徐的意思是不应过于看重这些表面现象。徐对九鼎的献受两方均表不满，认为献者不以德爱人，受者则应却而不却，结论:国家之陋。

　　11月7日，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第28期举行开学典礼，按照预定安排，献鼎典礼一并举行。不料事到临头，献鼎忽遭蒋氏严拒，急令叫停。

　　关于拒献的原因，蒋在当天日记中这样解释:中训团开学典礼，

　　"本拟准予同时举行党员献鼎典礼，以志本党取消不平等条约之永久纪念，惟见报载，该鼎耗费金钱二百万元，为时一年有余，且需用数人抬杠，殊甚骇异!今晨到党训班(按:指中训团)时，正实习献鼎典礼达二十分钟之久，此种耗钱费时，无益于党国抗战与民生之事，在此战危时困，军民穷乏之际举行，可谓无聊已极。乃令作罢，故仅举行开学典礼而已，至对于为献鼎而来之五百余人，在开学致词时，乘便训导，并说明作罢之理由，使一般党员亦能多得一层教训，并使之务实而不尚虚文也。"

　　此一记载表明，献鼎一事本已获准，而蒋所以忽又拒献，是因为得知耗钱费时，故而斥之为虚文无聊。总之，在最后一刻，蒋总算保持了一分清醒，没有让这个无聊之举成为最终的事实。

　　拒献的消息迅即传开，再次引来人们私下热议。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上午中训团开学，组织部将举行献鼎典礼。委座以工料甚贵，典礼隆重，大怒。责备朱部长不是。此时前线将士浴血抗战，何能如此耗费，作此无益之事。时贤多赞委座英明。"

　　此一记载可以这样理解，既然时贤对于拒献的反应是正面的，反过来，对于铸献的看法肯定是负面的。

　　唐纵仅仅记载了人们的一般反应，但是，此类"无聊"之举为何能够发生，唐并未深究。时任铨叙部次长的王子壮探讨了这个问题。11月12日，王子壮在日记中对事情的经过记述如下:原拟中训团开学典礼与献鼎典礼一并举行，但蒋"见鼎为正式之铜鼎，即召朱部长至主席休息室，高声斥责不应如此。谓作事须有意义，符合时代潮流，而此举既无意义，又未合潮流......殊为不当。旋出而行开学礼，言及党员应知耻，则指献鼎为不知耻，并声言不用再献，我接受各位的意思好了。此事予朱骝先部长以当面责斥于大庭广众之中，至使人难堪，故朱氏有不愿干之表示。"

　　蒋对朱家骅的斥责及中训团开学典礼讲话，国民党官方文献未见收入，王子壮的记载可以聊补此一缺失。

　　那么，发生此事的原因何在？王子壮这样认为:"总裁以雄才大略，本不免英雄自喜之心，近年以总裁身旁至少诤言，且往往蒙蔽事实以饰非......献鼎之动机实难逃此种责备。"所谓英雄自喜之心，指好大喜功，这是蒋自身的弱点，而另一原因则是蒋的身旁缺少诤言，铸献九鼎正是两方面的原因互为作用的结果。

　　另外，关于献鼎的具体经办，王子壮认为责任并不全在朱家骅，蒋亦应负一定之责。王写道:"朱氏之出此，事前曾有报告请示，献鼎时则指定于训练团开学之时，彼(按:指蒋）并未有何反对之表示，在签呈上批一'阅'字。其意盖谓'知道了'，何以突然来此打击?谓其心绪不好亦不应前后判若两人......"此言意指蒋出尔反尔。

　　王子壮探讨了献鼎的成因，较之唐纵那样的一般性记录有所深入，但王并未抓住问题的核心，此即献鼎的性质。徐永昌提出了这个问题。11月18日，徐在日记中这样表示:"蒋先生在中训团却朱骝先等所献九鼎，此事关系太大。"为何关系太大？徐继续写道:"民四初闻筹安会之名词，以为袁总统会将赫然震怒......不意其渐至于自谋之。张勋复辟前，余亦以为断不会再有此胡涂事，卒至龙旗通衢，方觉果有此笑话出现。九鼎固微，然献者之心至危。"徐称蒋之拒献大快人意，结论:"谁曰我中华民国未进步。"

　　在这里，徐把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与铸献九鼎联系起来，作为同一类问题一并提出，从而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与核心。向蒋个人铸献九鼎，其实质并不在于耗钱费时，也不在于虚文无聊，而在于它是一项封建性质的活动。正因为徐的视角摆在这里，因此，徐把蒋之拒献视为国家的进步。

　　围绕九鼎而引出的争议，蒋是其一，朱家骅是其二，而第三个遭物议的则是九鼎铭文的作者之一，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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