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合理动机或者解释当然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必要的,但是不论怎样的结果都无法真正使我们满意。非理性暴力不可能有一个理性的解释。从之前的报道来看,两个男孩中的兄长是受到了激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蛊惑——是这伟大宗教的又一畸变。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将埃里克·鲁道夫(Eric Rudolph)在1996年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的恐怖袭击归咎于基督教,那么这次也不可过多地指责伊斯兰教本身。鲁道夫尽管是基督徒身份运动的一员,但他并非基督徒。同样,波士顿爆案岸的袭击者也不可自称是名正言顺的穆斯林。
对于那个幸存下来的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袭击者,已有的故事情节对我来说都弥漫着的过浓的同情心。(他们说)一个弟弟被他的同胞兄长引入了歧途——这样简单的故事兴许能使一部分人理解这个可怕的行凶者,但是我不会买账。我厌恶这种记叙方式,说一个可怜的年幼的移民者(同所有美国人一样,他的朋友们称呼他“乔”)被他邪恶的年长的哥哥所操控,(他因而躲过了罪名),然后眼都不眨就开着一辆SUV碾过了他的兄长(牺牲品)。据说,这个行凶者将一枚炸弹放在了一个八岁儿童的脚下,然后踩着欢快的华尔兹舞步离开了。我必须小心,不要把这个凶手(是涉嫌的,我知道,涉嫌的,涉嫌的嫌疑犯!)刻画成了一个受害者。
事实上,到底为什么要报道他?为什么媒体不直接抹去他的面容和名字?我们并不给予他及其他大规模杀手似乎在渴求的恶名,我们只称呼他是波士顿谋杀犯,或者波士顿恐怖分子。我们给画面中他的眼睛遮上黑条。为何不这样做?媒体通常会隐藏特定的犯罪受害人的名字——那为何不给某些罪犯蔽光呢?在全美广播公司(NBC)的首席驻外记者理查德·恩格尔(Richard Engel)和他的队员在叙利亚被绑架后,媒体明智地拒绝报道此事,以免使他们的同事陷入危险。强奸案受害者和儿童受害者的身份按照惯例也会得到正当地保护。我并不是在此讨论审查制度,我绝对不会容忍政府来告诉自由媒体不要纰漏凶手的姓名。相反,我是在探究来自媒体的判断、审度和自我约束。
或许是我们对秩序、明智和理性的需求模糊了一个更为黑暗的真理:这个世界上存在着邪恶。对于有时难以解释的邪恶本性,我们要更加坦然。在更为实际的层面上,如果我们给予这样的凶杀者越多的关注,可能就会有越多的凶杀案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