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幸存者要求採訪別拍照：擔心被日本人暗殺

　   李秀英（南京大屠殺幸存者）

　　1937年12月19日上午9點鐘，來了6個日本兵，跑到地下室，拉走我和其他十多個年輕婦女。我趁機握住刀柄，用牙咬住日軍不放。隔壁屋裡的兩個日軍聽到喊聲，就跑過來幫助這個日軍。我一人對付這三個人，他們用刺刀向我身上亂戳，我的臉上、腿上都被戳了好幾刀，立即失去了知覺……

　　袁世豐（南京大屠殺幸存者）

　　1937年12月13日，我們五六百人都被捆起來，趕往一座大屋裡，然后用機槍掃了兩個鐘頭，我僥幸沒有被射中，但日本兵又用汽油一澆，放起火來。五六百人，大都燒死，我的衣裳也著了火，趕緊脫去，站到屋裡一水缸裡。我趁天黑，從水缸裡爬出來，藏到一戶沒人住的閣樓上，躲了三天。

　　吳璇（南京大屠殺幸存者）

　　一日凌晨我去廁所，發現廁所外草叢中有一個小相冊，撿起后發現該相冊封面上畫著一顆人心，還畫有一把沾有血跡的刺刀，地面上滴有血印。相冊內全是日軍暴行照片，當即收藏懷中。1945年審判日本戰犯時，我提交的這本相冊成了有力鐵証。

　　南京大屠殺是南京市民記憶中永遠無法忘卻的一頁。

　　對於每個幸存者而言，日軍的殘暴、恐怖與喪失人道的暴行永遠也無法從他們的記憶中遺忘消失，每個幸存者都有一個相似而又不同的悲慘記憶。

　　對於現今生活在南京的市民來說，通往南京大屠殺創傷記憶的通道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打開，任何同南京大屠殺相關聯的事件隨時都可能會引起強烈反響。

　　南京師范大學教授、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任張連紅在接受成都商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對於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來說，一個迫切的課題是，如何將他們從歷史証人的角色，轉變至創傷醫治的對象。“幸存者已越來越少，難道南京大屠殺的歷史仍需要這些已進入耄耋之年的幸存者來扛嗎？”

　　成都商報首席記者潘媛攝影記者王效

　　幸存者隻剩100多人

　　據1997年的不完全調查，經歷過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與目擊者尚有2630余人。2011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公開表示，當年年初，健在的大屠殺幸存者還有300多人。

　　但目前，健在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已隻剩100余人，並且平均年齡也已超過80歲。“像我們這樣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已經不多了。每個中國人都應該知道那段歷史。”幸存者陳廣順說，“現在還有日本人不承認。他們一天不承認，我們就得講下去。”

　　幸存者的后遺症

　　隨著歲月的流逝，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人數已越來越少。目前，健在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已減至100余人。

　　張連紅研究發現，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某個方面來說，由於日本社會不斷出現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言行，學界才逐漸重視幸存者的調查。但在這種背景下，調查通常側重於搜集日軍暴行的証據，調查目的是為了反駁日本右翼的荒謬言論，而幸存者則常常是以“歷史証人”的角色出現在公眾視野之中。“事實上，現有史料足以証明南京大屠殺的事實客觀存在，我們應更多從人文關懷的視角，著重解決如何醫治這些幸存者創傷的問題。”

　　張連紅在長期的研究中發現，除了部分自我治療能力較強的幸存者外，許多幸存者都未能擺脫過去的陰影，年輕時的精神創傷開始“復活”，他們經常為噩夢驚醒，他們的言行開始日益偏離日常生活習慣，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這種精神疾病的表征越來越明顯。

　　在採訪中，他提到精神病學家威廉·尼德蘭1946年提出的“幸存者綜合症”，他列舉了許多被納粹迫害的集中營幸存者身上的明顯症狀：慢性焦慮症、懼怕再受迫害、抑郁、不斷做噩夢、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快感缺乏症（不能體驗快樂）、孤獨症、臆想症、對世界充滿敵意和不信任等。

　　張連紅在調查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的過程中，發現在許多幸存者身上這些症狀也有不同程度的體現。歸納起來，幸存者的精神創傷有三種較為典型：精神分裂型、自我封閉型、神經質型。

　　精神分裂型

　　退休工資足以度日卻整天撿垃圾

　　在張連紅所調查的幸存者中，2003年去世的張玉英老人可謂是精神分裂型的典型案例。

　　1937年12月13日，11歲的張玉英同父親在街頭被日軍遇見，日軍當場刺死她的父親。張玉英后來逃到金女大難民所，金女大難民所負責人魏特琳（中文名華群，當時難民都稱她為華小姐）收容她，並幫助她上學。

　　華小姐無疑成了她的親人。到了晚年，她日益思念華小姐，向張連紅要了一張放大的華小姐的照片，挂在家中請安磕頭。后來，她精神完全分裂，整天到大街上去撿垃圾，家裡被垃圾塞滿。張連紅分析說，她的退休工資足以度日，撿垃圾的行為是大屠殺期間物質生活極度匱乏的經歷對她的刺激所致。

　　神經質型

　　拒絕拍照“擔心日本人來報復”

　　在調查中，張連紅發現有些幸存者一直處在高度警覺之中。1999年，他採訪幸存者孟秀英老人，在她講述了自己的經歷之后，再三叮囑千萬不要給她拍照，因為她擔心日本人會來報復她。張連紅說，這是很典型的神經質型幸存者的案例。

　　絕大多數幸存者在接受訪問前普遍會感到心情緊張、焦躁不安，訪談時會情緒激動，訪談后很長時間不能平靜，甚至連續幾天睡不好覺。

　　自我封閉型

　　看到他們不承認才“忍不住說出來”

　　自我封閉型的幸存者通常並不願意將自己的苦難經歷告訴他人，他們不願別人去觸及這一根傷痛的神經。

　　幸存者杜秀英1925年出生，性格內向，很少講話。在接受張連紅採訪之前，她一直沒有跟任何人談過她在12歲時遭到日軍強奸的傷心往事，這次強暴事件導致她長大后三次嫁人均因不能生育而離婚。她常常做噩夢，害怕腳步聲，並有潔癖。直到2003年因病去世，她惟一的養女也不知道養母曾經受到的傷害。

　　事實上，在調查中，研究者被幸存者拒之門外的例子並不少見，也有部分幸存者通過自我修復，走出了過去的陰影。

　　在幸存者常志強的大屠殺記憶中，他的母親被日軍刺刀刺得全身鮮血，臨死之前還掙扎著解開衣服為同樣受傷不滿周歲的弟弟喂奶，父親跪倒在地上，再也沒有起來……

　　1997年，他在電視裡看到日本人不承認南京大屠殺，“忍不住了”，主動跑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講述自己一家的悲慘遭遇，而在這之前，他沒有向其他人包括他的子女講述過這些無比悲傷的記憶。

相關閱讀

【專題】公祭同胞 銘記苦難

日媒高度關注中國“國家公祭日”

走進國家公祭日前的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組圖]

中國首個國家公祭日：大國公民的集體回憶（圖集）

首個國家公祭日：日本人都被日軍行驚呆了

黨和國家領導人將出席首個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

(責編：李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