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20年经济发展纪实

2017-06-27 10:51:55 中国经济周刊

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回归20年，也是不断与内地融合互惠的20年。20年来，内地与香港经济全面、深度融合，实现了两地互利共赢。香港也正在变化中寻找在国家发展中的新优势。

　　再造新优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陈惟杉 | 北京-香港连线报道

　　责编：徐豪

　　落马洲河套带来的想象

　　1997年，深圳和香港共治深圳河，弯曲的河床被拉直，用泥沙填出了一块约87万平方米的河套地区，原在深圳河北面的河套地区经此“移位”到河南岸。当年7月1日，国务院在表述香港区域界线时称，“深圳河治理后，以新河中心线作为区域界线”。河套地区被纳入香港版图，成为“落马洲河套”。

　　此后20年间，从设立“特区中的特区”发展新兴工业，到建设边境贸易区，再到打造新的金融特区，各方对于如何开发落马洲河套建言不断，但具体方案始终难以落地，直到2017年年初。

　　2017年1月3日，港深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将在落马洲河套地区共同发展“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其面积为香港现存最大科技园区“香港科技园”的4倍，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科技创新平台。

　　科技创新一直是香港的短板，在20世纪90年代丧失几乎所有制造业，如今制造业约占香港GDP 1.2%的情况下，香港的科研投入约占GDP的0.7%。此前曾被寄望于孵化全球顶尖高科技企业的“数码港”最终沦为开发商的房地产项目。

　　作为2015年年底成立的香港创新及科技局首任局长杨伟雄曾表示，政府推动经济转型必须继续增加科研投入，把一些工业再建立起来，否则科研投入很难突破1%。根据2016年施政报告，香港计划在科技创新领域投入近50亿港元，并增加科创企业所需的办公室场所，降低香港的创业门槛，令“再工业化”成为香港下一个潜在经济增长点。

　　相比之下，2015年时，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已达到4.05%，显然，香港此番希望“借力”深圳。

　　在今年5月于深圳举行的“深港合作圆桌会议”上，杨伟雄在致辞时表示，这次会议的桌子并非全圆，而是半圆，它更有开放的特点。

　　在一块“荒置”20年的滩涂上发展“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其触发人们兴奋点的原因不止于“港深合作”，也暗合了一些人对于正在迅速推进的“粤港澳大湾区”将对标旧金山湾区，打造“中国硅谷”的想象。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便是其中之一，对于大湾区未来的发展策略，马化腾认为，香港政府应主动出击，拿出时不我待的魄力，吸引国内外科技企业落户。

　　当然，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尚未面世，但这一世界级的城市群确实已经“破题”。

　　粤港澳大湾区“破题”

　　“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首次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原省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朱小丹透露，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做规划，将被纳入国家战略并获得国家的大力支持。“现在正委托国家智库制定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而且已经有了时间表。”

　　一个多月后，4月11日，李克强总理为这份“时间表”划定了更明确的期限，他在会见香港特区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时表示，今年,中央政府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

　　同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公布了率团访问粤港澳大湾区西岸城市群的计划。他透露，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工作“十分紧凑”，国家发改委计划今年10月前完成规划，港府于6月底前要向国家发改委提出意见。

　　尚在规划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被拿来与其他湾区“对标”，广东省发改委主任何宁卡就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其实，粤港澳大湾区囊括的广东的9个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恰好组成了2016年6月“扩容”前的珠三角城市群。在已经有了珠三角城市群，并且刚刚“扩容”至14个城市，为什么还需要粤港澳大湾区？

　　从经济体量来看，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GDP 93140亿元，珠三角城市群GDP 73118亿元，分别占全国GDP的12.5%、9.8%，而香港和澳门GDP产值占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27%。与其他主要湾区相比，2016年GDP超过1.4万亿美元的粤港澳大湾区并不逊色。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均GDP较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分析称，这说明这个区域有梯度的差异，而这可以成为梯度的优势。

　　除了能显著增加湾区经济体量外，优势互补成为各方的期待，特别是香港在金融和服务业上拥有显著的优势。马化腾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金融和服务业发达，深圳在高科技和产业创新方面做得好，珠三角高端制造业发达，过去（它们）各自发展，目前全球（城市群）的成功模式是软件、硬件、服务缺一不可，三地刚好可以联合起来。比如未来可以实现金融服务在香港，研发在深圳，制造在珠三角。”

　　香港中华总商会前会长杨钊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当前香港面临一定社会矛盾，例如房屋土地供应短缺、房价高企，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对短缺，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建设，将推动三地资源的整合，一方面促进香港金融、服务业等领域的人才向外输出，向珠三角地区提供技术人才；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区劳动人口密集，也可以协助解决香港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亟待打开的“小门”

　　香港与内地能否实现优势互补，不仅关乎粤港澳大湾区能否“对标”国际一流湾区，更关乎香港如何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沐以20年为跨度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1977—1997年，香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处于引领地位；1997—2017年，随着内地一批城市的崛起，香港的窗口作用在减退；粤港澳大湾区将开启两地关系的第三个阶段，2017年开始的未来20年，香港应看到融入国家发展、依托内地的巨大作用。

　　实现优势互补的前提是要素的自由流动，毕竟粤港澳大湾区所涉11城分属3个不同的关税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将其比作“煲一锅汤”，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需要将世界级的资源和要素放在一起——这是最关键的，就是煲汤的过程。比如大疆公司是香港的科研项目，然后落地深圳孵化，最后在珠三角制造，现在成为世界级公司，占有全球90%的市场。

　　“如果把大湾区中最好的资源和要素放在一起，这个湾区是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香港大学金融与公共政策教授肖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但是它们现在还没办法放在一起，因为你从香港到深圳过个关就要花很长时间。”

　　目前，仅每天出入境的深港跨境学童人数就已达到3万余人。

　　深圳市发改委区域规划处处长卢文彬认为，在涉及11个城市诸多方面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中，关键在于如何在“一国两制”的制度框架下，促进湾区内各城市间人流、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等要素的真正高效便捷流通。

　　卢文彬坦言，在现实中阻碍这些要素流动的障碍非常多，“现在的问题是大门都敞开了，但很多小门还关着。”

　　香港与内地的过境交通基础设施便属于尚未完全敞开的“小门”。深圳市原副市长张思平表示，现在深港跨境客流量已经达到60万人次/天。目前，按照100万人次/天的客流量来规划未来的过境交通，“我认为这个规划可能保守了，还可以再扩大。”

　　就在李克强总理会见林郑月娥之前的一天，4月10日，连接珠江东西两岸的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拱北隧道实现全线贯通。拱北隧道的贯通，意味着珠海连接线全线贯通，为港珠澳大桥年底具备通车条件打下基础。预计全线通车后，珠海至香港陆路通行时间将由3小时变成半小时，成就“一小时生活圈”。

　　据香港立法会测算，按照2016年建成时的成本，一辆货柜车从珠海到香港，比建成之前经中山取道虎门大桥，再经东莞、深圳到香港，可节省距离148.8公里，节约费用342.06元人民币。

　　而每年珠江西岸的珠海、江门和中山往来香港的跨境货运量，会由2005年的1600万吨增至2035年的9300万吨。

　　当然，正是由于过去20年间“大门”的敞开，才让敞开众多“小门”有了机会。

　　CEPA：“大门”敞开后实现双赢

　　谈及过去20年香港融入内地，普通人感触最深的恐怕是赴港“个人游”。目前，内地共有49个城市的居民可以以“个人游”身份赴港旅行。虽然近年来“个人游”旅客数量有所回落，但截至2016年9月，内地赴港“个人游”旅客累计达2.0628亿人次，占内地赴港旅客的55.2%。

　　“个人游”在2003年6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中被首次提出，当时试行的范围仅为东莞、中山、江门三市。

　　CEPA不仅为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打开“大门”，更被认为为内地与香港的合作打开了政策上的“大门”。

　　2001年11月，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致信中央，提出两地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建议。一个月后，董建华赴京述职，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承诺，内地与香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间会比与东盟的“10+1”自由贸易区早。

　　200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董建华提出，希望两地CEPA的磋商速度越快越好，内容成熟一项即实施一项，以增强港人信心，促进香港经济的早日复苏。

　　对于CEPA的磋商，董建华的急切多半因为当时正值香港的“多事之秋”。在经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曾连续两年遭遇-5.3%与-2%的负增长，2003年再遇SARS，当年经济再度负增长3.3%。人均GDP则是从1997年超过2.7万美元，下降到2003年的不足2.35万美元。

　　经过5次高层会议，20轮高官级磋商，2003年6月底，香港CEPA正式签署。此后，双方又签署了6份附件、10份补充协议，以及关于服务贸易的两份协议成为内地迄今为止商签的内容最全面、开放幅度最大的自由贸易协议之一。

　　CEPA带来的优惠力度有多大？以香港常见的饮料维他奶为例，深圳维他（光明）食品饮料有限公司报关部副经理许巧芬表示，CEPA未实施之前，公司并未从香港进口维他奶到内地销售，原因是饮料关税35%，利润较低；CEPA实施后，从2005年10月至2017年5月，公司已经进口维他奶1144.46万箱，进口金额达4.37亿元，节省成本达1.5亿多元。

　　CEPA签署14年，内地进口的香港CEPA项下货物受惠货值由实施首年的8.6亿元增至2016年的59.1亿元，大幅增长近6倍。据深圳海关统计，截至2017年5月31日，全国累计受惠进口货物750.4亿元，涉及21个大类港产货物。

　　而从2003年至今，内地与香港间的贸易额也有了显著增长，从不到900亿美元跃升至3000亿美元的量级。如果再将时间向前推，1996年时，两地间的贸易额仅为407.3亿美元。

　　虽然如此，14年间，香港在内地贸易版图上的位置依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2003年时，香港为内地第三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顺差来源地；而到了2016年，香港则是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内地吸收境外投资最大来源地的地位，香港一直保持到今天。

　　“超级联系人”怎么当？

　　在中国加入WTO后，更多国际资本直接进入中国内地，同时，香港在航运、贸易等领域也面临着与更多内地港口城市的竞争。

　　在港资“独享”内地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红利过后，加之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香港经济遭遇“失落”。与同为“亚洲四小龙”的新加坡相比，1997年，新加坡的人均GDP为26158美元，落后于香港的27170美元，此后，姑且不论香港用了10年的时间才恢复这一水平，到2014年时，新加坡以54776美元的人均GDP数字反超香港的37777美元。

　　当内地实际使用港资的数字从2003年的177亿美元上升到2016年的814.7亿美元时，有一组数据的上升势头甚至更为迅猛，那就是内地对香港的投资额。截至2003年底，内地在香港的投资额为43.3亿美元，而到了2016年内地对香港的非金融类投资额为863亿美元。

　　同时，内地赴港上市的企业数量也从21世纪初期的不足百家，到如今占据香港上市公司总数近五成。甚至有人将之称为“港股A股化”。

　　“香港有望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内地之间的‘超级联系人’。”

　　不只是梁振英，“超级联系人”成为近两年来香港官方描述香港未来时的高频词。

　　香港著名实业家陈永棋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曾表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对香港发展很重要。作为大湾区的一部分，香港的金融优势将会在整个大湾区的建设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我认为香港应该担任好‘超级联系人’这个角色，继续担当内地跨境贸易、投融资和商务服务的平台，进一步发挥香港的竞争优势，提升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服务中的地位。”

　　梁振英撰文阐述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的优势时表示，在金融方面，香港是中国的金融中心，也是国际的中国金融中心。香港是国家金融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促进国家金融市场的建设及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并与国际市场接轨。

　　回归20年来，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香港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业务、融资与资产管理中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和“沪港通”“深港通”的开通，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首要离岸人民币业务中心的地位。在处理人民币的全球支付方面，香港稳居世界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处理71%的人民币支付业务。

责编：满晓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