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诸多“副中心”让“东京国”卸压

2017-04-11 13:14:59 环球时报

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近来引发热议。历史上，不少国家的首都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上都进行了探索。有些卓有成效，有些则衍生出新问题。

设立雄安新区的消息近来引发热议，这对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有重大意义。历史上，不少国家的首都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上都进行了探索。有些卓有成效，有些则衍生出新问题。

日本：诸多“副中心”让“东京国”卸压

　　日本首都东京是世界最大城市之一。战后日本经济起飞以后，东京人口迅速膨胀。人口和资源过度集中在东京，成为吸干日本的“东京国”。自战后初期至今，日本政府多次出台首都圈规划方案，试图疏散部分首都功能，在东京城区建设多个“副都心”，并在附近建立“新都心”“科研学园都市”等。

　　战后日本经济从废墟上重建并迅速发展，东京的繁荣成为这一趋势的缩影。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日本以跨越式工业化为目标，全力发展制造业，东京被作为经济中心之一，享受各种政策倾斜。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高度密集，让东京相对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东京都市圈GDP占据日本全国近1/3。

　　产业集聚的结果是人口的集中。战后初期，日本人口迅速增长迎来“婴儿潮”，而东京增长率更高于全国水平。东京都市圈占全国面积的3.5%，但人口占全国近30%。上世纪60年代，东京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4000人，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50年代末到70年代，日本人将东京及东京以外的地方看作“两个世界”，很多日本年轻人将“上京”作为人生最大追求，纷纷背井离乡来东京“寻找机会”，每年东京迁入人口都至少达30万到40万人。　　

与此同时，东京的住房、交通、环境、能源供应则始终面临巨大压力。上世纪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时期，东京土地总价一度相当于美国全国土地总价，“地王”不断涌现。而东京上班族的“通勤地狱”更是令西方瞠目。上世纪50年代，东京地铁早晚高峰时就开始有地铁员工专门负责往车上“推人”，7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期，东京地铁高峰满载率曾经常高于300%。西方媒体曾报道东京特色的“寿司式拥挤”“沙丁鱼式拥挤”“杀人拥挤”等。东京人在地铁上挤成一团，脸被挤到车厢玻璃上，痛苦不堪。日本媒体感叹道，东京从日本全国“源源不断地吸引能量”，“东京国”君临天下的同时已臃肿不堪，而日本其他地方的活力则被吸干了。

　　为了改变东京“一极集中”的状况，日本政府曾多次作出努力，其中行政性规划发挥了重要作用。1958年，日本政府首次出台“首都圈整备规划”，在东京站半径30公里外，建设5至10公里宽的绿化带，将原中心城区和新建住宅区建设隔离开，以控制城市规模无序蔓延。此后在1968年、1976 年、1986年和1999年，日本政府又先后4次提出新的“首都圈整备规划”。还出台了《首都圈整备法》(1956年)、《首都高速公路公团法》(1959年)、《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1962年)、《住宅建设规划法》(1966年)、《城市规划法》(1968年）等法律。70年代以后，针对东京“都市病”各种弊端，日本政府的规划基本思路进一步明确：避免城市业务功能过度集中在都心区域，促进城市公共资源区域均等化，建设多层环状公路线和高密度地铁网络线，从而缓解东京中心区域的压力，将产业、机构和人口逐步疏导到周边地区。

　　在此背景下，东京出现了诸多“副都心”和“新都心”，成为“大东京版图”上的重要节点。1958年，东京率先确定新宿、涩谷、池袋三地为副都心，1982年又增设上野-浅草、锦系町-龟户以及大崎三个副都心。1995年，东京湾附近的临海地区成为东京的第7个副都心。在1986年第4次“首都圈整备规划”中，日本政府明确提出重点发展几个副都心，迅速分解产业和政务功能，建设“多极分散型国土”。日本还在东京周边地区大建“新都心”。1961年，日本政府内阁通过决议，“为了避免东京人口过度集中，应当将不必要（驻扎在首都的）政府机关等迁出首都”，通过专家会议挑选，1963年最终选定在东京以西的筑波山麓建设“新都市”，搬迁6个中央省厅的43个部门，并推动东京教育大学（现筑波大学）等搬迁到该地。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筑波大学城”。上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在东京附近千叶县幕张地区建设“幕张新都心”，试图借东京湾地理优势，打造“职、住、学、游一体化的未来都市”。1989年，日本决定在琦玉县大宫地区建设“琦玉新都心”，将法务省、厚生劳动省、财务省、防卫省等部分行政部门迁移到该地。在世纪之交时，日本又决定将横滨港附近地区打造为“横滨未来港21”，作为另一个“新都心”。

　　日本政府的调控措施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东京的“过度膨胀”，让东京的城市拥挤程度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东京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也导致迁入人口下降，成为调控东京人口的“隐形因素”。

　　（卢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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