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西克吐尔烽燧,维语意思为“带孔的烽火台”,位于罗布泊北岸的楼兰古道上
冯奉世:“矫制”论功过
斩首这种事,在汉代占据着一个特别荣耀的地位。按斩首的数量(比如斩首万余级)和质量(获单于首)不同,赏赉亦各有等差。但当前65年,出使大宛的汉使冯奉世将背叛汉朝的莎车王呼屠征的首级献上时,得到的却不仅仅是封赏和颂扬,还有质疑的声音。
按理,斩获了莎车国王这般等级人物的首级,即使是封侯赐金,亦不为过,但问题在于,冯奉世的这次斩首行动,并没有获得皇帝的诏令许可,而是暗自定计,擅调军队,这就使这场斩首行动除了要冒军事风险外,还加上了“矫制”罪名的危险。
但在冯奉世看来,这场风险冒得相当值得。冯的祖父,就是以“冯唐易老”而大名传于后世的冯唐。这位古稀之年方才得以出仕的名臣,除了“易老”之外,还有一段名言流传后世,那就是他在给汉文帝上书议论征讨匈奴的战策时,提出的“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也就是后世熟知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汉代版本。
几乎可以肯定,祖父这段名言,对冯奉世在处理莎车国问题时产生了深远影响。当作为大宛汉使的冯奉世,听说莎车国杀掉了曾在汉朝作为质子的亲汉国王万年,另立亲匈奴的呼屠征为王,并杀死了莎车汉使奚充国后,便即刻与副手严昌定下计策,以汉使符节向西域列国征召了一万五千名士兵,南北夹击莎车,攻拔其城,迫使莎车王自杀,又主持另立亲汉的莎车王万年的昆弟为王。冯奉世的军事冒险收获匪浅,除了平定了莎车的叛汉造反,还彻底威伏了西域南道诸国,等到其抵达大宛时,名声早已先著,诚惶诚恐的大宛王特意将一匹龙象马奉上,以为向汉朝输贡效忠的表示。
汉宣帝听闻这个消息后,本来也兴奋异常,特意召见当初举荐冯奉世的将军韩增,祝贺其“所举得其人”,还下令封冯奉世以爵秩。皇帝的封赏本来也得到了丞相和将军的认可,甚至上书引用《春秋》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则颛(专)之可也。”如此,冯奉世的矫制罪名,可以无虞了。而封侯赐金的赏赉,也是触手可得。
但少府萧望之的上书却使皇帝改变了主意。萧望之是汉初辅弼刘邦夺取天下的一代名臣萧何的后代,而其本人则以治儒家经学而闻名于世。名臣之后与经学传统,很可能正是导致萧望之在处理实际政务中恪守礼数的原因。这自然也会带来好处,例如呼韩邪单于来朝时,正是萧望之力排众议,坚持以宾礼而非臣礼对待单于,让其朝见时位在诸侯王上,使呼韩邪单于倍感汉朝恩遇,从此罢干戈而进玉帛。
但在处理冯奉世的问题上,萧望之却认为冯奉世本职是奉使大宛,但出兵莎车,却是“擅矫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但最触动君心的,可能是萧望之对冯矫制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的警告——假使日后的汉使个个都以冯奉世为楷模,争先矫制发兵,用以徼功万里之外,那么定然会“为国家生事于夷狄”,为防微杜渐,冯奉世不宜受封。
冯奉世最后还是被封关内侯,但不是因为其平定莎车之乱,而是因其征羌有功,但实际上冯之后的征羌战役在军事上并不成功,因为未几羌族再次变乱,远没有之前莎车行动,影响深远。冯被封侯时,已至暮年,一年后便去世了。“矫制”成了冯洗脱不掉的污点。
但“矫制”究竟是多大的罪行?在后人看来,“矫制”,即是“伪造圣旨”,实在是十恶不赦之罪。但将伪造圣旨上纲上线成大逆不道,罪该万死的,乃是在明清时期方才如此。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简牍里有关于“矫制”的法律条文,如此记载:
“挢(矫)制,害者,弃市;不害,罚金四两。”
换言之,矫制罪的处理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弹性,在最高刑罚弃市和最低刑罚罚款之间游走,其处罚标准完全依害与不害而定。冯奉世的矫制行为不仅无害,而且有功,但擅调军队,毕竟是君主眼中大忌,所以一经萧望之提醒,冯奉世也就只能按功过相抵而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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