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一:
中央企业或分两类
国企变成商业类和公益类两类:商业类央企是指以经济效益为导向;公益类央企以社会效益为导向
在这些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系列文件中,哪个是最需率先落实的呢?从必要性来看,无疑是央企的功能定位与分类。
在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中,央企贡献了利润的大头。按照财政部2014年7月公布的数据,中国目前有15.6万家国有企业,其中央企5.2万户,地方国企10.4万户。7月21日,国家财政部发布了今年1至6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1-6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217689.8亿元,其中,中央企业营业总收入132120亿元。1-6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12332.9亿元,其中,中央企业8724.3亿元。
《求是》评论员文章“做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文章”认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关键在以‘钉钉子’精神,按照‘三严三实’要求狠抓落实。”谈及落实,首先提出,“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推动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认为,经过多年的摸索,“国有企业使命”被定位为弥补市场缺陷、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和发挥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从宏观角度来看,这种定位的确是正确的,然而对于独立的个体国企而言,将陷入“盈利性使命”和“公益性使命”的两难境地:不赚钱无法完成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壮大国有经济的目标,赚了钱又被指责损害了市场公平和效率。
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李锦表示,分类不确定,混合所有制就很难推行;而且分类的问题还牵涉到考核问题,按照不同的类型制定不同的考核标准,资源与分配就会进行重新调整;此外分类还会决定哪些企业会被合并等。
对于央企的分类,市场上有各种意见。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此前就主张,现有国企可按国有经济的功能分类,分为公益保障型和竞争型两类:公益保障型的是国有企业,竞争型的是国有经济和非公经济交叉持股、互相融合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这样问题既简单又清晰,也便于理解和操作。
去年年底,有报道称,在国资委的初步意见中,112户央企被分成了三类,分别为公益保障类、特定功能类、商业竞争类。
就具体类别的定义而言,按照国资委的想法,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的,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的央企被定义为公益类的央企,例如中储棉、中储粮等;特定功能类的央企则是以服务国家战略、保障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运行为主要目标,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这其中包括石油石化、电力、通讯等领域的18家央企以及11家军工企业;而商业竞争类的,则以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兼顾社会效益,共有77家。
从最新的报道看,国企改革顶层设计中关于国企的分类可能由初稿的三类(公益保障类、特定功能类、商业竞争类),变成商业类和公益类两类。
按照央企分类最终意见的定义,商业类央企是指以经济效益为导向,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的企业;公益类央企的最新定义是以社会效益为导向,以保障民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
李锦认为,划分国企类型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同样一个企业,要牵涉到主业与多业,同一个链条会牵涉到放开程度深浅,需要深入研究,不可一蹴而就,最后必然是“一企一策”。例如,中储棉、中储粮归为保障型国企,对其考核首先要看是否完成了国家粮食与棉花的储备任务。而中粮可以归为竞争型国企,对其考核要按照市场标准进行。那么处于交界处的一些企业如何拆分与移交,这肯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方向二:
国资委或“管资本”为主
原来的“国资委-国有企业”的两层结构将转为“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三层结构
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本轮国资改革的内容也包括国资管理体系的调整,其中国资委的未来定位,与财政部、发改委以及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揭晓。
长期以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都是围绕着“管资产”为中心来运作,但政府只有通过对国企“管人”和“管事”,才能达到“管资产”的目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长安认为,这种体制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政企不分、政资不分、多头管理、出资人权利分散、无人承担最终责任等现象较为突出。国企高管既是政府官员,又要承担企业家的角色。
在22省区市《意见》中,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也是关键一环。有部分省份提出,依照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的原则,国有企业监管体制将会从“管资产”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
其中,组建国有资产投资运营公司是实现“管资本”的重要组织形式。李长安认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的权益,可以控股、参股其他类型企业,也可以在国有企业中引入非公资本,从而形成混合所有制。而其本身可以不开展其他商业性经营活动,也不干预其控股或者参股企业的日常经营。在这种组织形式下,原来的“国资委-国有企业”的两层结构将转为“国资委-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混合所有制企业”的三层结构。
李长安认为,由于长期积累的各种矛盾,再加上一些地方政府的认识偏差,建立健全以“管资本”为核心的国有资本管理新体制尚需时日,“各地应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
黄群慧认为,未来的国有资产体制改革要分两个步骤来完成:第一步,到2017年为止,现有的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保持不变,但下面要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这两类公司,国资委逐步放权给这两类公司;第二步,到2020年,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改为国家国有经济管理委员会,只出台国企国资政策、检查政策执行的政府管理机构,而非国有资本的股权持有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改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问题上,地方国资动作频频,目前上海、广州、合肥、辽宁等地地方国有平台公司开展实质性股权运作。
以上海为例,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盛集团”)和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际集团”)作为平行的两大国有资本流动平台,均由上海国资委全资持股。去年8月至今,上海梅林、上海建工、金枫酒业、申达股份、棱光实业、龙头股份、交运股份、海博股份、耀皮玻璃等9家公司已划入国盛集团;上港集团、上汽集团则划入国际集团。
“搭建资本流动平台的本质就是要将全社会的国有资本推向市场,推向市场的国有资本都交给这个平台管理。”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张晖明认为,在国有资本运作方面,国盛集团将积极发挥资本经营和股权运作的杠杆作用,以改革盘活存量,以创新培育增量。在产业投资方面,国盛集团坚持用市场化的办法完成战略性投资任务,在上海产业结构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责编:邢若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