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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怀疑军国主义复活的重要原因——普通国家化
在战后，日本崇尚武力或者实力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外交中也经常流露出服从强者、实力第一的倾向。日本现在一些保守派政治家仍然认为，日本将来要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军事实力的支撑必不可少——不单指军队规模和装备水平，更重要的是摆脱二战后对日本使用军事力量的约束，特别是《日本国宪法》第九条的束缚。宪法第九条的核心内容就是日本没有交战权、不保持军队。这一规定是日本保守派几十年来要求修改的核心内容，也是日本追求所谓“普通国家化”（我国称之“正常国家化”）要突破的内容。
2014年7月，安倍内阁通过重新解释宪法的方式，决定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其最终目的就是使日本能够像别的国家一样可以在海外行使武力。虽然目前日本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解释，以及正在审议中的安保法制，还不能完全达到这种期待，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日本现在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中，军人的作用和地位在明显上升，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象。
日本在二战后实行“文人统制”制度，不仅首相、防卫厅长官（或防卫相）是文人，即使是防卫部门内部，文官在决策中的地位也优于军人。安倍2006年第一次执政后，将过去的“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第二次上台后，又通过修改法律，削弱了文官在防卫省的优先地位。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军人系统的“统合幕僚长”等高级军官在国际上也越来越活跃，就日本的安全政策发声，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二战后日本走了70年的和平发展道路，是值得肯定的，其“普通国家化”诉求也有其合理部分。但随着对海外行使武力的松绑，日本今后以武力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主张和可能性是不是会上升？当与其他国家发生摩擦和冲突时，会不会更倾向于使用武力？还有，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日本如果将来与别国发生冲突，或者冲突可能性被人为夸大，那么它的政治体制会不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教育和财政会不会向军事倾斜？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和认真研究。
日本的军国主义在体制上的确难以复活，但对复活的否定回答显然难以消除人们对上述问题的担忧，因而恐怕也过于简单。战后由于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以及日本历史文化特点等方面的原因，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并没有被完全肃清，其残余至今仍然存在于一些日本人的脑子里，只不过在一般情况下不太明显，甚至本人也可能意识不到。
2010年9月中日“撞船”事件后，日本将中方渔船船长非法扣押17天后才释放，结果还在日本国内引起众多不满，多名国会议会声称是“类似三国干涉还辽的外交耻辱”。今年8月14日安倍首相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还将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作为一种历史荣耀。这些恐怕都与旧思想的残余不无关系。
这种残余如果对日本的思想、安全政策甚至政治体制产生消极影响，恐怕大部分情况下也是潜移默化的，那时专家们恐怕还是难以回答它是否属于军国主义的“复活”。因此，与其在概念、理论上进行一些简单化的争论，不如多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和关注，多一点警觉和防范。
良好的互信与互动有利于影响日本的安全政策走向
日本今后的走向既和自身利益相关，又和国际环境有关，其中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也非常重要。日本如果认为环境令其不安和紧张，就会在政策上比较激进，反之则会比较温和。日本以后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和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如何看待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无疑会影响其安全政策。
一方面，现在日本政府需要与国内的右翼势力更加明确地切割，以取得周边国家的理解和信任，同时避免煽动“中国威胁论”来为其内政服务；另一方面，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也需要与日本、美国建立安全互信和较为稳定的双边关系。
近年来中美军事交流和战略对话的进展势头不错，但中日之间的相关交流要落后许多。近来中日沟通也出现恢复的趋势，比如中国发表“国防白皮书”后专门派人赴日本进行解释和说明，这样的良性互动对构建中日互信、避免日本采取偏激的安全政策无疑是重要的。（作者 |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日本研究所所长 胡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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