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科学家在“一战”后离国际主义越来越远

　　为什么奥特莱的宏伟计划却最终幻灭了？毕竟，他提出的科学理性主义在“一战”前后都得到了广泛认可，同样对国际史实有着强烈兴趣的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在20世纪30年代也曾提到“世界大脑”的必要性，这与奥特莱成立知识储备库使所有人皆能受惠的想法如出一辙。

　　两次战争期间，科普读物拥有着巨大的市场，也表明这个想法在读者中有着广泛的吸引力。然而，奥特莱的做法以及他对科学国际主义的追求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开始浮出水面。首先，科学合作通常会受制于更重要的政治因素。法国是标准化事业的拥趸，但拿破仑试图为整个欧洲编纂法典的灰色记忆久久挥之不去，人们总会怀疑法国人的动机不纯，这些因素都足以限制法国人推动标准化事业的积极性。

　　到19世纪80年代，公制运动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这一运动的进程一度趋于平稳，成为许多国际主义者一直提倡的通用体系，但英美两国随后强烈反对这一体系。《公制谬论》（The Metric Fallacy）的作者弗雷德里克·哈尔西（Frederick Halsey）曾经写道：“星象显示，未来会出现‘英美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制定一套英美制的度量标准。”如果到1950年这两个国家的公制事业还不及一个世纪前，那么政治因素便难辞其咎。

　　同样，公共卫生改革也因为政治因素的干扰难以取得长足发展，尽管投入明显在不断增加，却没能有效促成国际合作。拿破仑战争后，外来传染病侵袭欧洲，为了保护本国人民，大部分国家都封锁了隔离疫区。1851年，法国外交部召开了首届国际卫生会议，会上达成协议，希望各签约国确保制定统一的准入规制。但是，除非各签约国照章办事，否则签订这种协议的意义并不大，因为很多国际组织当时并不知道利害关系，自尝苦果已经是一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尽管整个19世纪霍乱都在威胁着人们的生命，但各国政府却没有采取什么举措控制疫情。曾有一次霍乱爆发导致6万多人死亡。两年后，也就是1874年，法国提议成立国际流行病机构，但是，黎凡特地区和北非的强势帝国强烈反对这一提议，因此，这项提议同样以失败告终。1883年，霍乱导致10万多人丧命，死亡人数比1892年只多不少，尽管这样，各国还是没能达成共识。[很多科学家在争论霍乱的病理，其中就有《欧洲霍乱防御》（La défense de l’Europe contre le cholera）一书的作者、法国专家阿德里安·普鲁斯特（Adrien Proust），这位先生因他的作家儿子马歇尔更为后人熟知，马歇尔将父亲对疾病和保持卫生的关注写进小说，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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