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科学家在“一战”后离国际主义越来越远

　　没完没了的会议最终促成了公共卫生国际办事处的成立，这是个既官僚又畏首畏尾的组织，在巴黎设有一个面积不大的永久秘书处，员工是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该组织主要负责通报信息，而不是教育大众，也并未打算积极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同时又对源于黎凡特的时疫耿耿于怀。那时和现在一样，全球变暖已经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仍没能得到有效的官方回应。直到现在，历史学家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政治观念的不同会使科学家内部产生隔阂，即使他们把自己看作国际主义者也难以免俗。

　　19世纪的科学进程并不符合“科学无国界”这个说法，尤其是1918年以后，许多国际论坛还给德国科学家下了“逐客令”。奥特莱等老一辈科学国际主义者的特点此时显露无遗，他们完全无视发生的一切。奥特莱很清楚自己做的事意义何在，对政治上的问题丝毫不感兴趣。从某种程度上讲，他的想法带有鲜明的比利时特色，因为他们都会与处于困境的国家对话，奥特莱从来不会说出自己的想法，也许是因为他觉得那样做有损他博爱论者的形象。

　　科学家们越来越受金钱摆布，事事听命于国家。很多科学研究的经费都非常高昂，独立科学家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奥特莱有自己的钱，在这些钱花光前，他可以搞他自己的研究而不受任何人摆布——至少在“一战”前是这样的。但是就算是一个成功的比利时实业家积累的私人资产（比如他父亲的雄厚资产）也不足以支持他的宏伟计划。与国家和政客保持距离并没有错，但是这样做会导致资金支持的持续短缺，很多专业组织都因此而受限制，能做的很少，最终成了情报采集中心，并没有发挥实质作用成为活跃的科研机构。一旦国家资助科研（20世纪中期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科学家就有了资金保障，但是他们往往面临尴尬的选择：是为了国家利益束缚自己，还是忠实于各国科学家大联合这个最初的理念？科学军事化让问题变得更糟：在化学和核武器时代，各国强制保密基本科学实验，科学家们因此离奥特莱所说的国际主义越来越远。（文 | 马克·马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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