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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一本又一本著作依然在帮人们记录、反思那场战争
图片上的英文是丘吉尔二战中说过的一话：“这是结局，但不是开始的结局，而是结局的开始。”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7月底推出中文版时，这部小说的英文版已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占据了长达65周的榜首位置。能有如此持久的关注度，一是书的确好，二来，或许也是因为今年正值二战胜利70周年。
和平年代，二战的硝烟早已变得如同幻象，曾经的残酷炮火、曾经的鲜血淋漓都随时光缓缓远去。幸好，还有文学帮我们来记忆和反思。70年来，有关二战的文学作品汗牛充栋，其中堪称经典的也为数不少，如荷兰少女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如今又增加了这本《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今天，当我们翻阅这些经典作品时，种族屠戮的残酷教训固然令人悚然，但同样能看到的，还有生命的顽强意志和道德抉择时闪耀的人性光芒。
《我们所有看不见的光》作者安东尼·多尔。
作家眼中的战争：不是非黑即白
2014年12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带着两个女儿玛丽亚和萨莎光顾了华盛顿一家知名独立书店，精心挑选了17本书，安东尼·多尔的《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位列其中。在2015年4月获得普利策奖后，这部小说更是摆在了美国每家书店最显眼的位置。获奖评语如此说道：“这是一部由二战恐怖激发创作的小说，富有想象力，通过简短雅致的篇章，探索人类本性和技术之间相互矛盾的力量。”
作者多尔耗时10年，讲述了法国盲人女孩玛丽洛尔与德国男孩维尔纳熬过战乱的故事。玛丽洛尔6岁失明，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工作的父亲为其搭建了微缩的街区模型，好让她认得回家的路。12岁时，纳粹占领巴黎，父女俩逃往圣马洛的叔公家。父亲身上带着博物馆委托保存的最值钱的蓝宝石“烈焰之海”，因此遭到纳粹的追捕。
在德国的一个小镇上，7岁的孤儿维尔纳和妹妹一起生活。维尔纳是个天才少年，因为一台短波收音机而迷上了无线电，14岁时就已精于技术，并因此被招揽至希特勒青年团麾下，追踪敌方的无线电信号。
后来，维尔纳对追踪信号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感到厌恶——被追踪的衣橱内，可能不是发射器，而是一个被纳粹子弹击毙的孩子。他想起了年幼时听到的科学广播，那时科学只为解开好奇，而不是带来死亡。在执行纳粹残酷指令的过程中，维尔纳越来越意识到他的聪明才智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他决定逃离战争中心，于是来到圣马洛，在这里两位主角的人生轨迹发生交汇，并最终找到了那束满是希望的“光”。
书中，多尔并没有对重大战役或屠杀施以浓墨重彩，而是将目光转向二战当中一个重要的传播媒介：无线电广播。二战时的无线电通讯是一个奇迹，同时也是书中男孩维尔纳人性善恶选择的载体。
作家J·R·莫林格评价多尔“用科学家般的眼睛观察，却如诗人般感受这个世界”，这样的评价并非毫无缘由。今年42岁的多尔目前任教于沃伦威尔森学院文艺创作硕士班，但他始终关注科技的发展，他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曾开设专栏专门介绍科学丛书，平时更是喜欢《细胞生命的礼赞》《寂静的春天》等科普书籍。
多尔回忆说，自己很小就开始读书，“在我父母的家里，几乎每一件家具顶上都有一摞书。所以在我成长的环境里，书是一种图腾，无处不在。”他说自己十一二岁的时候就读过保罗·鲍尔斯的《遮蔽的天空》（一部描述二战后生活的政治隐晦意味浓厚的小说）。“我非常幸运，因为不管是我妈妈还是当地的图书馆员都没有说过，‘这不是你这个年龄该读的东西。’”
多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写二战的书实在太多了，多得要是从空中撒下来，都可以覆盖整个德国。但他还是坚持要写，因为“战争也许比人们想象的更复杂，现在有许多人在战争的两方之间做着艰难的道德选择。我对我年幼的儿子们感到非常担心，他们现在正在了解这场战争，但无论是视频、课本，常常把这场战争描述成一场非黑即白的故事。我担心这将带来危险的后果，最重要的事情其实是去理解人们是怎样走到这种状态的，而这也许是避免重蹈覆辙的更有意义的方式。”
责编：许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