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对日索赔诉讼律师：真相不能交易

　　质疑三菱避重就轻，忧心国内各立山头

　　2015年8月7日，康健在律所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李雪 摄）

　　人物简介：康健，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诉讼工作指导小组副组长，二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团长。

　　康健是最早介入二战受害者诉讼的中国律师之一，但20年来，在媒体记者眼中，她一直是个谜一样的存在，不少记者把她律所的名字都搞错了。对于这些她从不在意。但对有些事，她非常在意，而且字斟句酌。

　　最近，有媒体报道了“三菱与中国劳工受害者谈判团达成全面和解协议”的消息。正当引发国人叫好之时，康健言辞激切地泼了一盆冷水，条分缕析三菱偷梁换柱、避重就轻的种种作为，并表示“绝不急于求成而出卖道义和尊严”。

　　低调谨慎是一种策略

　　康健的律师事务所位于北京一个高档小区，时值8月，院里的月季花开得正艳。进得门去，左手几间深棕色的门紧闭着，靠墙一溜儿资料柜，柜顶摞着一些标牌，只能看到其中一个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实习基地。右手两张老式黑色皮革沙发，背靠一个储存杂物的小隔间。几个工位占据了客厅的中心位置，飘窗上随意摆着几盆绿植，两边垂着半旧的窗帘。与一些时尚精致的律所不同，这里平实朴素，没有丝毫多余的装饰和自我标榜。

　　“康律师正在打电话，请您稍等。”招呼《环球人物》记者坐定，两名工作人员静静地回到了电脑前，偶尔讨论一句工作。一扇关着的门里，隐约传来康健的声音，底气十足，滔滔不绝。其间，康健出来一次，分派了一些工作。她年近六旬，娇小干练，微微烫过的头发有些蓬松，半袖衬衫，齐膝黑裙，坡跟皮鞋。“不好意思，手头有点事，再等我一会儿。”她客气地道歉，又旋风似的回到屋里，继续打电话。

　　半个小时后，康健走出来，把记者迎进了另一间办公室。话题从近期三菱与中国劳工和解开始。就在报道后不久，8月3日，几家二战中国三菱受害劳工团体表示，虽然不尽满意，但考虑到幸存者年事已高，时间迫切，“和解是可以接受的”。

　　对此，康健坚决反对让步。她首先对三菱的表态提出强烈质疑，“三菱把它当年跟日本政府共同策划实施的强虏中国劳工的行为，轻描淡写地说成被动接受劳工；把对劳工的奴役说成使用；把折磨致死的722名劳工轻描淡写地说成死亡——改变了性质，暧昧了事实，这种谢罪能称得上是真诚的谢罪吗？！并且，三菱支付给每位受害者的10万元也不是赔偿，是为中日友好建立的基金。”

　　康健语气坚定地说，“现在已经战后70年了，如果我们还签一个不清不楚的协议，我感觉日本又会翻案。所以，我宁肯搁置、宁肯退出，也不想以牺牲事实真相为代价解决这个问题。”

　　同时，她还提到了国内不同受害者团体之间的不和谐。现在，我国有数个中国受害劳工团体，主张、立场各异。“很早的时候，我们就提过希望国内各个受害者团体能联合起来，一致对外。但是这种各立山头很难避免，一方面日本对某些受害者代理人起了一些引导作用，另外一方面是利益问题。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就爱搞离间活动，而中国人又很容易被人家离间。”

　　常年与日本政府、企业打交道，让康健十分谨慎。正如她拒绝谈自己的情况，甚至连出生年月也不愿说，偶尔跳出来一两句，她立即回过神，“不要写到文章里。”这种低调谨慎，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则是一种策略。“日本很注意收集情报的，他们也不叫间谍，就是会很细致地收集各种信息。我觉得，有些信息还是不宜散布，所以我不太愿意接受记者采访。”

　　“日本人是很细腻的，坏事好事都会做得很极致。可是我们中国人老是盲目自大，缺乏那种细腻。历史事件确认就得靠细腻，否则你这个‘历史真相’就容易被推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么看重对事实的确认，把事情细化到穷尽。”这种细，直接反映在了康健的工作中。每项调查不但要录像，还有笔录，而且细枝末节全要调查。调查一个人最少要问3次，一次基本上要问两三个小时，回来再整理，所以要完成一个人的调查得40多个小时。“我们的起诉要求也是这样很细的，起诉书有3万多字。”

　　“干这个必须得自甘清贫”

　　最早的民间对日索赔始于1995年，康健以律师身份介入此类诉讼也始于这一年。那年，康健参加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日本女律师大森典子提出要给中国山西慰安妇诉讼提供法律援助，想请她帮忙调查。康健同意了，“我想只不过协助调查，而且这事应该很简单，调查一次就完了。”

　　直到1996年第一次去日本出庭，康健才觉得这个事情得严肃对待。“作为中国人，我觉得日军强奸妇女的这种罪行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去了以后，我才感觉到，日本官员虽然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反省，但在具体事实上，他们从来都是回避的——对他们而言，反省只是一个空洞的中性词。”

　　康健没想到，自己一干就是20年。20年间，为了调查慰安妇和二战中国劳工，她跑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海南、辽宁。“那时候，一方面是人不好找，另一方面，交通也非常不好。有一次，我们去山西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做调查，因为车的底盘低进不去，我们租了面粉厂一辆五十菱卡车，路太颠，只能用手紧紧地抓着车。调查完再出山的时候，手磨出三个泡。”

　　20年间，她参与了3件慰安妇案，11件劳工案，其中有5件作为辅佐人，“辅佐人坐在代理席上，在法庭上可以向对方提问，也可以发言辩论。”一个案件持续的时间最短是6年，一般是9年，康健告诉记者：“按照国际惯例来说，这个时间是比较正常的。一旦我坚持不住了，我们律师团里还有年轻的律师。”2010年，二战中国劳工对日索赔案律师团正式成立，一共有８名律师。

　　康健义务打官司，几乎耗尽了自己的收入。有时候劳工为了打官司从外地到北京的路费、食宿费，都是康健出。因为在这上面投入太多精力，她也会失去一些“名利双收”的机会。不过她并不纠结，“我这人比较一根筋，只要投入了，我就不去考虑旁的东西——干这个必须得自甘清贫。有一点，我特别自豪：我没破产。家里人也不指望着我挣钱，就是怕我太累了。”

　　如今，中国民间对日索赔已有30多起，涵盖了大屠杀、慰安妇、武装轰炸、劳工、毒气弹、细菌战等。虽然极少有胜诉的，但相关案件得到的媒体关注度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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