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对日索赔诉讼律师：真相不能交易

　　2013年，89岁的二战劳工张士杰在日本驻华使馆前申诉。

　　“我不做，会对不起良心”

　　作为律师，康健无疑是理性、坚韧的。但在调查中，慰安妇、劳工的遭遇，却让她唏嘘感慨。在山西调查慰安妇时，康健遇到了一个姓侯的老太太，这么多年了，她怎么都忘不了那位老人。“13岁那年，她和父亲被带到日军据点，因为有人告发她父亲与八路军有联系。3名日本兵先是拷打她父亲，然后把他捆了塞到农村土炕的炕洞里，又在炕上强奸了她……老人边哭边说，因为觉得难以启齿，说着说着，就趴在我的耳朵边上说。说到伤心处，老人竟从凳子上滑下来，差点摔在地上。”

　　康健有些哽咽，一直靠在椅背上的她直起身来，停顿了一会，才接着往下讲。“后来，她就精神失常了，家里人把她赎回来之后，养了一年多，才差不多恢复了。又过了几年，她结婚了，但丈夫知道她这个遭遇以后，又和她离婚了。她一共结了三次婚，最后一任丈夫对她还可以。1998年左右，她去日本出了一次庭，回来到北京的时候，我带着她去天安门、故宫看了看。她特别高兴，还照了张照片。但我们那个相机胶卷不好，洗出来也不好看，我想等她再次来时，再给她拍几张。没想到，回去没几个月，她就去世了。每次我去那边的时候，都会去她坟头上看看。”

　　康健说，受害者的讲述每每让她被震撼，被刺痛。“一方面我很同情他们。但我们做调查还得问细节，问着问着，我就想掉眼泪，但我得忍着，特别难受。另一方面，我也觉得特别内疚，这么多年，这些受害者好像被遗忘了。他们跟我说，你能帮我出这口气，我死都不白死了。”

　　集中调查的那几年，这种痛苦常常缠绕着康健，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也不断告诉自己千万别精神崩溃。但她从来不把这种痛苦告诉家人和朋友，一来是出于“为当事人保密”的职业习惯，二来是“说一遍还要再痛苦一次”。

　　她能做的，就是帮这些受害者起诉，帮他们出口气。“我感觉他们最期待的不是钱，而是名誉问题，打官司一定要把事实真相打出来。我也有想放弃的时候，这些老人很多都去世了，我不做他们也不会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会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日本政府的态度向来是不理睬

　　20年前，不少幸存者还健在，律师团还可以选择一些身体好的到日本法院出庭；如今，在世的已经不多了。但康健觉得，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能妥协。这不仅来自于她与日本政府、企业打交道的深刻感受，也是她与她的日本战友最大的不同。

　　康健告诉记者，她到日本出庭50多次，而日本政府代理人在庭上向来都不理睬他们。甚至有一次，日本代理人说：“你们中国周恩来总理曾说，中国人民是受害者，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日本国民是不是也可以索赔？”康健反驳说：“当年周恩来总理说这句话，指的日本国民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不是中国人害你的，中国人没有到你们国土上去做任何侵略行为。作为日本政府的代理人，连这个事件性质都给混淆的话，我觉得很遗憾。”她说完这话，旁听的人都鼓起了掌。

　　在日本，不但有康健的老对手，也有她的老战友——为中国受害者奔波的律师和志愿者们。“我非常尊敬他们，这么多年，投入了很大精力财力，非常不容易。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爱国主义者，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帮助日本——帮助受害者出庭是让日本国民认识这个历史事实，进而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原谅和信任。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有分歧的。日本律师觉得，有一个基本能接受的事实就可以了；而我们觉得，事实是不能暧昧的。我们的原则是：在承认事实的基础上谢罪、承担责任。赔偿金额可以讨论，但原则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能以牺牲历史真相为代价换取那10万块钱，真相不能交易。”

　　（《环球人物》记者  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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