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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清廷与共和派谈判，支持共和
1911年10月，武昌军兴，紧接着袁世凯复出，11月，南北议和被提上日程。沪军都督陈其美请出了在上海赋闲的老牌外交家伍廷芳，12月5日，伍廷芳被任命为议和全权代表。袁世凯这边，自己信任且能够得上伍廷芳量级的只有唐绍仪，伍、唐二人都是广东人，一个留英一个留美，都有驻外使节的经历，都当过清朝的二品官，都是弱国外交中为数不多的“谈判专家”。
12月8日，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和谈全权代表登上了从北京到汉口的火车。出发前，袁世凯交代唐：“应避免战争，恢复秩序为原则，旨在避免国家分裂。至于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
唐绍仪接到这个差事的表现，用袁世凯的谋士杨士琦的说法是“兴高采烈”。在火车上，唐绍仪脑海深处那颗沉睡了30年的民主共和种子忽然发芽了，他第二次剪去了辫子，换上了久违的西服。从12月18日到31日，唐绍仪和伍廷芳共进行了五次谈判，涉及停战、政体、国民会议和清室优待条件等重大问题。然而，人们想象中两位谈判高手剑拔弩张、面红耳赤的情形并没有出现。
谈判的核心问题实际是中国该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伍廷芳在第二次会议上明确表示：“民军主张共和立宪”。代表大清的唐绍仪此时完全没理会袁世凯交代的方针：“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为了让伍廷芳容易理解自己这种出人意料的态度，唐绍仪还解释了一下：“且我共和思想，尚早于君，因我在美国留学，素受共和思想故也。”在唐绍仪看来，现在谈的不是要不要共和，而是怎样和平达到共和。当时有人评价，唐绍仪“名为清廷代表，实则事事为革命军设计。”
然而，孙中山的回国给谈判带来了变数，独立各省成立了临时政府，共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对南方提出的如他“赞成共和，当举为大总统”的许诺产生了怀疑，一怒之下，宣布之前唐绍仪与伍廷芳议定的条款一律不算数。唐绍仪辞职，袁世凯批准，自己靠电报和伍廷芳谈判。唐绍仪被撤去议和代表资格后，并未立即被调返北京。袁世凯扬言“直接电商”，实际仍由唐绍仪经办。袁世凯只是通过撤掉唐绍仪给南方以压力，在最终得到孙中山让位的许诺之下，南北议和最终形成的清帝退位、举袁为大总统的结局，实际仍是唐、伍协议中的本质内容。
然而，袁世凯和唐绍仪二十多年的感情就此出现了裂痕，唐在谈判期间屁股坐在革命党一边，多少让袁世凯心里不舒服。
为孙中山和袁世凯共同信任
谈判期间，在伍廷芳的介绍下，唐绍仪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相识。一次，唐绍仪和伍廷芳去南京拜访孙中山，临时大总统请二人吃饭。当时总统府工作人员膳食每餐3元左右的菜式，而大总统却是4角钱左右的豆腐、豆芽、猪血、青菜之类，食不厌精的唐绍仪这次真正没有地方下筷子了，只好对伍廷芳说：“今天刚好是我吃斋日，总统怎么知道？”不过，孙中山等人身上的新气象也让他折服不已。
1912年2月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谁来当总理南北双方又争执不下，同盟会认为总理必须是同盟会员，袁世凯坚决不允。赵凤昌遂建议，这个总理应该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能为孙中山和袁世凯共同信任，唐绍仪最合适，不妨让唐加入同盟会。袁世凯对老搭档做总理没意见，论私交、论才华、论与南方的关系都非唐莫属。3月13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唐绍仪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成为中华民国开国总理，朝鲜时的那对好哥俩双双登上中国权力的巅峰。
3月18日唐南下组阁，26日，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孙中山主盟，唐绍仪加入了同盟会。29日参议院通过各部总长任命，一个总理加九个部长半数同盟会会员，因此这个内阁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
1912年3月，唐绍仪内阁部分阁员合影。前排从右至左：内阁总理唐绍仪，代理外交总长胡惟德、海军总长刘冠雄、工商次长王正廷、教育总长蔡元培。后排从右至左：国务院秘书长魏宸祖、司法总长王宠惠、陆军总长段祺瑞、交通总长施肇基、农林总长宋教仁
袁世凯独断，好哥们分道扬镳
4月底，唐绍仪带领着阁员回到北京。袁世凯发现，唐绍仪越来越不像自己认识的那个唐绍仪了，按照袁世凯的想法，现在唐这个内阁总理就是自己的幕僚长而已，唐绍仪应该和原来一样，是自己的下属，对自己惟命是从。可唐绍仪不这么想，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政府的组织形式是责任内阁制，内阁代总统向国会负责，总统任免文武官吏、发布法律、命令等, 须有内阁副署，才能发生效力。对总统府的决定，唐绍仪认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有时甚至为某一问题和袁争得面红耳赤。以至于唐每到总统府，袁世凯的侍从官们议论纷纷：“唐总理又来欺负我们总统了。”袁对唐的言行大为愤怒，竟怀疑“唐挟同盟会以自重, 有独树一帜之意”。 他多次暗示唐绍仪“有所为，有所不为”，劝唐退出同盟会。唐斩钉截铁地回敬说：“宁愿不当总理，断不牺牲党性。”袁世凯酸溜溜地对唐说：“少川，我老了，你来当总统吧！”
袁世凯哪能容忍唐绍仪把自己供在上面当个“虚君”，他唆使陆军总长段祺瑞、内务总长赵秉钧不出席国务会议，常常不经过唐而直接插手部务，将唐架空，使唐陷入非常尴尬的地步。而对唐绍仪打击最大的一件事是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
当时直隶谘议局选举了和革命党更为接近的王芝祥为都督，唐绍仪曾请示袁世凯，袁口头同意。唐发电报让王芝祥北上就任。而在袁世凯心目中，直隶都督相当于当年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如此心腹之地怎能交给一个亲同盟会的人？当王芝祥到京后，袁世凯手下的直隶军人通电反对王任都督，袁世凯借此拒绝委任，发布改派王芝祥为南方军队宣慰使的命令。唐绍仪向袁世凯指出，不应自食前言，背弃直隶谘议局的决议，失信于王芝祥，并表示不服袁的新任命。袁世凯悍然绕过唐绍仪，将命令直接下达王芝祥。这个王芝祥也不争气，带着袁世凯给的一笔钱，拿着没有总理副署的命令跑到南京上任去了。
唐绍仪出于对直隶谘议局决议和《临时约法》副署权的责任心，强烈抗议袁世凯独断专横，于6月15日不辞而别，出走天津，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阁员也相继辞职，唐内阁倒台，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在职工作的时间不过50天。
将近三十年的关系即将毁于一旦，袁世凯心中有所不忍，派梁士诒和段祺瑞到天津挽留。唐绍仪也动了感情：“我和项城的交谊，君最深知，公谊私情我本不该挂冠而去。可观察今之中国，欲求一和平统一局面，非项城不可，欲求治理中国，则非项城坦诚和革命党和衷共济不可。从我南下和谈到就任内阁总理，遇事多有掣肘，处在项城和革命党之间，我进退不能自如。今天我与项城分手，恩怨皆了，我也不想再做夹缝中人，免得将来焦头烂额。”然后他又决绝地说：“若要留我，只好用棺材来罢。”
6月27日，袁世凯批准了唐绍仪的辞呈，好哥们就此一刀两断、分道扬镳。
前总理回到家乡当县长
离开政坛后的唐绍仪在上海开保险公司，对民主共和的坚持毫不动摇，也不放弃对袁世凯称帝野心的追打。1915年8月，筹安会正为袁称帝鸣锣开道之时，唐绍仪则联合蔡元培等发电向袁提出严重警告：“立即取消帝制野心, 并辞职以谢天下。”电报送到中南海，袁世凯气得直打嗝，坐在那里半天没说出话来，他对唐绍仪讽刺意味浓厚地称呼自己“慰亭先生”久久不能释怀，说蔡元培、汪精卫这么叫也就罢了，唐绍仪数十年老友，也这么称呼，怎么受得了。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取消帝制，但仍以大总统自居，唐绍仪发电报劝袁退位，以谢国人，说袁：“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当年6月6日，袁世凯在骂声中病死。
没有了袁世凯，唐绍仪在政坛再也没获得过有实权的职务，由于资历老、名气大，大多数时间，他都被各路政府请出来当点缀。他追随孙中山，虽然在具体政见上有所不同，但没有反目成仇，私交不错。
1929年4月，唐绍仪竟然跑到自己家乡中山县当起县长来。曾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唐绍仪做起七品官倒也有板有眼。在家乡任职期间他衣着朴素，平易近人，经常微服私访，有“布衣县长”之称。县城街道修好之后，下水道的井盖经常被盗，他下令在每个井盖上都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五十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的字样，很快就杜绝了井盖被盗的现象。唐绍仪还四处化缘，筹措资金，修马路，建医院，兴学校，为家乡父老办了不少实事。他还把自家的花园“小玲珑山馆”改名为“共乐园”，充作城市公园，并在花园石门上亲书楹联一副：“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1934年10月，他被军阀陈济棠排挤，赴上海居住。
唐绍仪（箭头所指）在任职中山县期间与乡亲们在龙潭口野炊
惨死军统斧下，晚节不堕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唐绍仪将妻室子女送往香港，自己没有西撤，仍留居在上海法租界福开森路。由于他的政治声望引起敌伪的注意，故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猎物。1938年1月16日，日本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对华声明，公开声称要在中国建立与之合作的“新政权”。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还组织了一个对华特别委员会，负责做唐绍仪、吴佩孚的工作，这就是“南唐北吴”计划。
之后，土肥原贤二和汉奸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盛传日敌拟利用唐绍仪组织华中伪政府，因而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南归，唐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市各社会团体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唐绍仪这种暧昧态度不能不引起多方揣测，置自身于险境。
1938年9月30日9时许，唐绍仪在家中遇刺，下午四时死于广慈医院。10月5日，国民政府即下令褒扬唐绍仪，拨给治丧费五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存放国史馆。而关于刺杀唐绍仪的凶手，一时间也有了好几种传言。
唐被刺的第二天，军统特务即在第55号情报中报告说：“唐氏自日本欲利用其组织伪统一政府以来，均被其先后拒绝，唯日本始终未予放弃。”但军统早在1月28日就得到一条情报，说唐绍仪一等到国民政府在军事上溃败到一定程度，即与日军议和。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到了9月，武汉在日军三面包围下岌岌可危。战场形势和情报结合起来，军统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决定刺杀唐绍仪，预防“万一”。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军委会电》以及戴笠的得意部下沈醉回忆：刺杀唐绍仪的刺客名为谢志磐，蓝衣社骨干，他的哥哥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谢唐两家有亲戚关系，所以谢得以常到唐家搜集情报。
9月30日一早，谢志磐和两名假扮古董商的特务来到唐府，其中一名是戴笠手下四大杀手之一的赵理君。唐绍仪喜好收藏古董，且极富鉴赏力，故经常有古董商人来往。唐绍仪会见谢志磐时，旁边有一仆人在场，唐看了古玩之后，面露不悦之色，说只买两件，让仆人上楼拿钱。仆人走后，谢志磐从一个花瓶中拿出一把精钢小斧，照准唐绍仪后脑劈下，唐绍仪未出一声倒在地上。随后谢志磐等人出客厅，还回身向客厅内鞠躬：“请唐总理留步，告辞了。”等仆人再回来时，唐绍仪脑浆、鲜血流了一大片在地毯上，仅仅腿还在抽搐。此时，凶手已乘车逃走。
堂堂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就这么死在了自己人手下，让人不禁扼腕叹息。人们略感释怀的是，无论是言论也好、行动也好，都找不到他投降日本做汉奸的证据。凭借着他一生维护国家主权、缔造中华民国、践履民主共和的功勋，唐绍仪无愧于青史留名。
责编：许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