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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从此前的11个新城，到现在1个副中心，通州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赵弘：通州有三个优势。一是它距北京中心的距离比较适宜。副中心离主中心的距离不能太近，太近起不到副中心对城市空间结构拉大、引导资源分散布局的作用，但同时也不能太远，太远对资源没有吸引力。
二是通州近年来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比较超前的。2012年提出副中心这个概念后，它就在做一系列的准备，如轨道交通建设、公共服务配套，甚至土地资源的腾出等。
三是通州毗邻河北的三河、大厂、香河和天津的武清，有足够的腹地和周边县市联合发展。这些区域有几十万人在北京中心城就业，潮汐式出行带来极大交通压力。如果整个区域有序发展，通州将对周边区域产生吸引作用，就能把这部分人截留在通州，从而减缓中心城的压力。
《环球人物》：未来还会有其他副中心吗？
赵弘：2009年，我曾通过北京社科院的内部专报向市政府建议，在“十二五”期间建3个城市副中心，除了通州，还有西南地区包括丰台、石景山、门头沟一带及顺义。通州是设想和亦庄结合起来，让“有产无城”的亦庄和“有城无产”的通州，形成一个“哑铃式”的发展格局。可能考虑到西部是山地，腹地不够宽广，顺义的基础设施承载力暂时也不如通州，所以最后决定先设通州作为行政副中心。但其他区域的建设也没有停止，只是不叫这个概念。
把通州看作率先的探索，像作战一样，作为尖刀班先撕开一个口子，打破北京单中心格局。学到经验后，我们再建设下一个副中心。但我坚决反对一下子建多个副中心，那就没有重点，起不到作用。
不能走中心城老路
《环球人物》：消息落实后，许多北京公务员开始担心其对家庭的影响，包括孩子就读、配偶工作、交通往返等。
赵弘：是的，很多公务员确实要改变过去的生活习惯，这种牺牲不可避免。北京市政府作这个决定，就下定打攻坚战、从自身做起的决心。但毕竟不是计划经济时代，单靠行政命令就能有效调控。现在个人选择空间变大，要预防发生房子建好了，设施过去了，但人没过去的情况。打造通州行政副中心也不是盯着几十万的公务员，而是由此吸引大量人口。这将远多于行政机关搬迁带来的人口。为了保证吸引力，一个是配套公寓，提供给迁入人口租赁；再就是通过公共服务的定向、定点集聚，尽快把教育、医疗等机构配套过去，缩小与中心城的差距。
《环球人物》：除此以外，还有哪些问题是我们可以未雨绸缪的？
赵弘：第一个是要防止房地产泡沫，不要沦为造城运动。现在通州房价炒得这么热，很难排除开放商的推波助澜。我们希望向通州集聚资源，但资源不能向房地产过度集聚。所以政府需要制定政策，严格划定规划的边界。国外很多城市的规划都有刚性约束，几十年、上百年不能改变。规划的绿地就是绿地，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但我们往往会突破这些规模，规划的绿地被改造，没有留出足够的生态空间给人们休憩和生活。通州一定不能走中心城的老路。
第二个是加快主城和副中心的交通建设以及副中心内部交通体系的构建。北京的城市病集中体现在交通拥堵，而这和我们对轨道交通战略地位认识滞后有关，没有认识到城市随着规模扩大，交通结构也会发生根本性调整。对于北京这种特大型城市，交通的主要载体应该是密集的、网络化的轨道交通体系。尽管北京的地铁里程是世界第一，但密度远远不够。不管是地铁还是城际轨道的修建，都要满足人们1小时交通圈的需求，即从家到办公地点最多只需1小时。这个要求即使对中心城的居民来说都很难满足。通州行政副中心从规划时就要把轨道交通建设摆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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