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抗战指挥中枢

　　侍从室：总裁的“军机处”

　　抗战时期，蒋介石一度集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要职于一身。但是，他的日常办公机构不是上述机关的办公厅或秘书处，而是有总裁“军机处”之称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因为委员长一直由蒋介石担任，这一机构也就被称为蒋介石侍从室。随着蒋介石权力范围的扩张，侍从室的建制与职能也在不断扩大，升格为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平行并列的机构，并渐次凌驾于办公厅之上。侍从室的核心第一处第二组和第二处第四组包揽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一切机要事务。前者的业务包括军事行政、作战指挥、军需后勤等有关军事的一切领域。后者“主管政治、党务、秘书业务”、管辖范围“包括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署，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以及中统局特务组织等”，并负责处理各省市地方政府“向蒋请示汇报的文电”。侍从室各处主任均是蒋介石的嫡系，此时侍从室之权重，让雍正时期的军机大臣都会汗颜。

　　1940年，以处理党务、政治业务为主的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在重庆合影。照片中为，第二处主任陈布雷（右四），第二处第四组组长陈方（右三）、秘书汪日章（左四）、秘书俞国华（左一），第二处第五组组长李惟果（左二）、秘书萧自诚（右一）

　　蒋介石经常以手令指挥党政军一切事务，手令的内容全面涉及党务、政务、军事、外交、经济、财政、教育、文化、社会等国家管理的一应事务。1938年底，蒋介石相对稳定地驻在重庆，对驻地的中央党政军机关可以便捷地使用手令。蒋介石每天都要收到大量呈请、报告及建议事项的文电，多半直接以手令作出指示；他本人主动作出的一些决策、部署，或有所感触，也主要以手令的形式传达下去。但这些手令未必全部出自蒋介石的亲笔，有时是由蒋口述，侍从秘书记录整理，经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作文字修饰后，再以“中正手启”的名义用电报或代电发出。

　　侍从室主任一职，究其地位够不上部长级，但其实际职权则远非任何部长所能比拟。据曾做过蒋介石电话监听员的王正元回忆，有一次，第九战区有一个集团军的建制和给养问题解决不了，多次向上请示军委会都久拖未决。后来，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直接打电话给侍从室主任林蔚，带着央求的语气说：“蔚文兄，我的电报你都看到了吧？如果延搁下去会影响其他工作的，无论如何，要请蔚文兄想法帮忙，向委员长说一下。”几天后，薛又打电话催询，林回答：“昨天已经批转下去，并转令有关部门照办了。”薛听后忙不迭感谢林蔚。王正元说，就连骄横跋扈的汤恩伯和拥重兵数十万的“西北王”胡宗南，也对侍从室主任阿谀奉承备至。

　　侍从室的触角伸得很长，许多事情都要介入，甚至对司法也不例外。1942年，在重庆出了一件大案，中央信托局运输处经理林世良，勾结大成商行的章德武，大搞走私活动。一次从仰光到昆明一下子走私商品3000多万元，林世良从中渔利1000多万元。这时抗战正处于最困难时期，而林世良之流竟大发“国难财”，舆论哗然。但林世良的后台正是“国舅”孔祥熙，法院不敢做主，将案件呈报到了侍从室。侍从室里的“智囊”们讨论后认为，孔“国舅”的面子固然要考虑，但领袖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更为重要。权衡结果，陈布雷、于达、唐纵等人在呈批件上拟了个“判处死刑”的意见。蒋介石踌躇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侍从室的签呈，下令将林世良枪决。令人谈虎色变的“军统”

　　作为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另一工具，简称“军统”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更是尽人皆知。“军统”的前身和班底是1932年春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1932年9月，戴笠奉派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将特务处挂靠在这一政府正式机构，以取得编制和经费，但不受这时期的军统局领导。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由蒋介石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祖担任，而负实际责任的则是副局长戴笠。改组后的军统局人员由战前的三四千人发展到七千多人，其成员大多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从1938年开始，“军统”先后在临澧、黔阳、贵州、兰州、重庆、汉中等地开办各种训练班。淞沪抗战爆发，戴笠于1938年5月成立“忠义救国军”，人数又达万人。1942年后“军统”人员竟达四五万人之多。

　　1943年前后，中美所特警训练班美方教官进行侦察技术解说

　　“军统”主要负责军队、政府、警察等部门以及对外的情报安全工作，但是由于军统局成立后不久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形势严峻，军统局也担负了一些诸如对行政机关、交通、金融等要害部门的监控，并因此引起了与另一特务组织“中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权限冲突。据统计，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军统局共收集对日军事情报达百万余件。根据这些情报，在诸多战事（如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开始前，戴笠及军统局对日军动向均作出过相当精准的预估。“军统”电讯部门曾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成功地破译到日本空军准备在太平洋地区有重大举动的情报，经由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告知美国防部官员，但美方根本不予置信。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国防部才意识到这一情报来源的重要性，便派员来华，寻求与“军统”合作。双方于1943年成立中美合作所，其宗旨为“在中国沿海与中国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敌占领区，打击中美共同敌人”。“军统”借此得到美国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及医疗设备，前后开办十多个中美合作训练班，由美国教官培训“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武装，还帮助“军统”培训特警及美式高等特工。在锄奸方面，先后刺杀了为日伪效力的上海帮会头子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伪杭州市长谭书奎等。军统还策划在越南刺杀叛逃的汪精卫，其结果以错杀曾仲鸣而收场。

　　虽然“军统”为抗战胜利做出过很大贡献，但亦因其从事暗杀和反共活动而臭名昭著。1938年“军统”西北区便将在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宣侠父秘密杀害。在重庆“军统”对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单位设置侦察哨，广布密探，对中共人员盯梢，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方面的情报。围绕陕甘宁边区“军统”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组织网，接连派遣特务打入延安等等。

　　1946年8月军事委员会改组成国防部，军统局的正式名称亦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军委会里的“名流内阁”

　　今天，在重庆沙坪坝区土主镇的三圣宫，有一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旧址。作为军委会下的四大机构之一，政治部可谓是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体现。政治部负责下列事务：“一、陆海军之政治训练。二、国民军事训练。三、战地服务及民众之组织与宣传。”

　　1943年前后，戴笠（前左一）陪同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视察中美所总部

　　1938年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成立，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陈诚出任部长。为表示与中共合作抗战的诚意，国民党方面邀请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这个职位是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军政部门所担任的最高职务。政治部下设三个厅，分别由贺衷寒、康泽、郭沫若任第一、二、三厅厅长。周恩来主管第三厅，即抗日宣传工作。

　　为了更好地团结各界人士宣传抗战，经过反复酝酿、磋商，尤其是在周恩来的具体筹划和郭沫若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向第三厅派出了大批干部并建立了党组织，为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提供了组织保证。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第三厅由武汉迁到重庆办公。在周恩来和郭沫若等人的努力下，第三厅招揽了田汉、阳翰笙、洪深、徐悲鸿、杜国庠、冯乃超、史东山、应云卫、冼星海、张署、叶浅予、马彦祥等一大批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加入，同时还联络到了日本进步人士鹿地亘参与抗日宣传，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宣传阵容。当时，社会上盛称第三厅为“名流内阁'”。该厅为抗战做了大量宣传工作，起到抗战文化战斗堡垒的作用。1940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撤销第三厅，另外设立文化工作委员会。作为学术团体，仍隶属政治部领导，美其名曰“离厅不离部”。文工会主任委员仍由郭沫若担任。文工会包容了比第三厅更广泛的各界代表人物，有著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电影艺术家、美术家、音乐家、教育家、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等等。文工会在重庆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对内对外的文化活动。

　　在抗战后期国共关系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文化工作委员会为团结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参考资料：王建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始末》；张建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演变述略》；秋浦：《抗战时期蒋介石手令制度评析》；王正元：《为蒋介石接电话12年见闻》；江绍贞、王久高：《揭秘历史真实的“军统”及“中统”》；徐行：《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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