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上海金改

　　筹建证券交易所

　　要建立资本市场，光有商业银行的推动还远远不够，还需要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和股份制企业。当时的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是缺乏经营活力和缺少发展资金，而把企业改造成股份制企业是资本市场建立前必须要做的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主管这项工作的单位是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1984年上海也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负责股份制改革。当全国各省市都成立类似机构后，股份制改革在全国推进，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不规范的股票。

　　问题在于，股票必须具备一定的要素：比如，需要有公司的名称以表明属于什么公司的股票，在股票的背面应当有公司章程确立的主要条款；再比如公司股票发行数量、股票的票面价格是1元还是10元。此外，股票的要素还包括诸如总经理、董事长的签名盖章等。通常认为，具备这些要素才算是比较规范的股票。但当时甚至有收据形式的股票，比如，有一收据写到：今收到张某股金500元，这张收据股票虽然看似荒谬，但的确存在过。

　　上海第一家真正意义上发行股票的企业是飞乐音响，1984年发行后，邓小平同志还把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当作礼物送给了1986年来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凡尔霖。这只俗称“小飞乐”的股票见证了很多第一：第一次被外国人拥有的股票，上海第一批柜台交易的股票，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批上市的股票。1984年飞乐音响首发时，总股本仅1万股，每股面值50元，共筹集50万元。截至2012年9月30日，飞乐音响的总股本已达到7.39亿股，（每股面值1元）。

　　股票出现了，但是发行市场和流通市场都非常不完善，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买卖股票，即没有“中介机构”。此时，为了拓宽资金渠道，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成立了信托投资公司，把传统银行业务以外的业务划拨到该信托投资公司，这家公司代理发行了飞乐音响的股票。当时股票的发行引发了上海市民通宵排队、争先抢购的火爆场面。但是热闹过后，投资者发现这些股票就像一堆“死钱”，因为无法流通。

　　一些股东找到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静安分公司，询问股票能否转让？静安分公司也考虑到如果股票不能流通，股票市场就会失去生命力。于是，它们向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打报告，提出股票需要流动的改革倡议。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批转了静安分公司的报告，并批准静安分公司更名为证券业务部，办理由其承销的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家公司股票的代购、代销业务，这使得绝迹30多年的股票交易市场在上海重新出现，而该证券业务部也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股票中介机构。

　　到了1988年，上海证券市场的一大举措就是建立了若干家证券公司。当时上海有多家金融机构，如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和上海投资信托公司（现上海国际集团），均表示愿意组建证券公司。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要求在上海组建两家证券公司，即后来的万国证券公司和海通证券公司。金融管理司表示支持，但要求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同时自行组建一家证券公司，这一提议也很具深意，鉴于证券市场刚刚兴起，有中国人民银行直接控制的证券公司容易起到稳定市场、促进证券市场健康成长的作用。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当时表明，自己作为证券市场的监管机构，不应当直接参与组建经办业务的证券公司。以足球比赛为例，如果中国人民银行是裁判员，其就不应当还是运动员，裁判员如果射进了球门，这笔账怎么算？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方面只能退而求其次，按照要求同时批准３家证券公司，即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组建了申银证券公司，上海投资信托公司组建了万国证券公司，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组建了海通证券公司。但申银证券公司成立后，将工作重点放在国债上，极少从事股票买卖。

　　当时的静安证券业务部毕竟不是正式的证券市场，交易都是零零星星的，每天的交易量很少，而且都在上海买卖。如果南京人、南京的企业想买卖股票，不能每次都到上海来交易，区域性限制难题也层出不穷，各方都期盼出现一个股票集中交易的场所，于是筹建证券交易所的概念出现了。

　　1989年，由于西方对我实施经济制裁，导致外资撤资或观望，使得中国的资金更为紧张。此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市还计划开发浦东，而要开发浦东预算就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对于自解放后财政收入就大部分上交中央的上海而言，根本就是天文数字。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家决定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然而，很多反对者认为，建立证券交易所就是搞资本主义的东西，且有人建议，证券交易所要建应该建立在北京，有一些舆论认为，现代国家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绝大部分是在同一个城市，比如日本的东京、英国的伦敦，只有美国的政治中心在华盛顿，经济中心在纽约，除此之外，多数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在同一个城市里。

　　不过，当时的高层认为，上海发展金融市场比北京更为迫切，因为开发浦东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可以带动上海老市区的改造，使这个老工业基地焕发新的活力，而且可以依托上海建立一个高起点、多层次、大规模的经济开发区，其辐射面是整个长江流域，对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因此，开发浦东对上海、对全国都是一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事。上海要走一条利用内资但不增加内债、利用外资但不增加外债的道路，这就不仅需要吸收直接投资，还要通过进一步发展证券市场，把内外资通过证券形式吸收进来。不过，与如今的数千只股票规模相比，当时A股刚成立时只有8只股票，也有人俗称“老八股”。

　　对外开放引外资

　　金融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各个国家对其开放都持有谨慎态度。上海在开放初期就率先迈出了对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重要步伐。其对外开放包括：第一，根据同上海经济交往的密切程度，选择不同地区的若干外商银行，允许其在上海设立分行，解决了地区平衡问题；第二，打破了保险业比较封闭的局面，成立了合资和独资保险公司，借以引进新的业务品种和营销理念，繁荣了保险事业。第三，发型人民币特种股票（B股），增加了投资范围和扩展了投资方式，更广泛地吸引了外资。

　　其实，我国对外资银行的开放比较晚，但这并非等同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就没有外资银行存在。早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上海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外资银行数量众多，各类金融机构林立，从外滩一直延伸到河南路、北京路。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时，中国境内仍有汇丰、渣打、有利沙逊、花旗、大通、东方汇理、中法工商、荷兰、安达、华比、莫斯科国民、友邦、美国商业等15家外资银行上海分支机构及东亚、华侨、中兴3家侨资银行分行。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取消了外资银行的特权，禁止外币流通，除汇丰、渣打、东亚、华侨4家外资银行继续营业外，其他外资银行陆续申请歇业。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国家开始担心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大门即将关闭，导致中国境内的部分外资撤离。最典型的例子是，东方明珠电视塔的加拿大投资机构，在电视塔尚未建好时就准备撤资。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外资银行进入问题于1989年12月提上日程。引入外资行的总体指导原则是：只有规模大的外资银行才有资格进入中国市场运营，因为大银行可以带来客户资源，也可以带来运营资金。而当时符合这一标准的只有６家大银行。美、法、日各两家。到了1991年底，已经有12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了分行，也充分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

　　与银行、证券、投资信托等行业相比，改革开放初期保险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其原因在于：第一，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大的状况没有改变，太平洋保险、平安保险以及上海的大众、天安等保险公司都在筹建当中；第二，在服务上，官僚主义现象比较严重，也缺乏中介组织。第三，在业务发展上，品种单一，基本沿袭了以往的老业务，创新不多。为了协调银行、证券和保险三足鼎立协调发展的局面，中国再次将新中国成立后撤出大陆市场的美国国际集团（AIG）重新引入上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其实力雄厚，保险品种繁多，创新也不断，其业务遍及全球各大洲。

　　外汇市场初建

　　当时还有一个很大的市场没有过多宣传，那就是外汇市场。与如今中国拥有数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相比，当时中国外汇非常紧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外汇储备仅为1.7亿美元。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必须引进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外汇需求。国家为了筹集外汇，运用了各种手段，比如，号召华侨积极寄外汇回国；出口石油、煤炭、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等资源型初级产品，可谓不惜血本换外汇。

　　1994年4月4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于上海成立，标志着全国统一、规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正式成立。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上海外汇调剂交易中心的交易量占全国交易量的比重一直在11%至23%之间，除1991年之外，其他年份的交易量比重均排在全国第一。从外汇调剂中心到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我国的汇率价格从原来各省市的“割据”状态发展到了在上海实现“统一”。这个统一的人民币市场汇价，如今成为国际国内资本市场、企业界每日必看的指标之一，也成为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参数之一。

　　这次外汇改革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利率制，并轨时的人民币利率为1美元合8.72元人民币。取消经常项目收支的指令性计划和审批制度，取消各类外汇流程、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上海正式成立后，外汇市场发展迅速，交易主体不断增加，交易品种不断丰富。1989年，全年外汇调剂量为12.9亿美元，而2011年，我国已有318家金融机构参与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全年外汇市场交易量达到14.2万亿美元，日均成交58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为3656.8亿美元，相比1989年，交易量增长超过了1.1万倍，且约为同期股市交易量的3.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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