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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许多国家给予中国人民道义和物质支援，很多国际友人作出宝贵贡献。不少人既是中国抗战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中国革命的参与者，甚至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让我们一起重温他们走过的抗战岁月
爱泼斯坦 情系“人民之战”
1944年，毛泽东（后排右一）在延安接见爱泼斯坦（前排右二）和中外记者团成员。 黄涴碧供图
一个采访过从中国最高领导到普通百姓的国际记者，一个目睹了中国20世纪巨变的见证者，一个将自己的命运融入中华民族沉浮之中的参与者，一个为宋庆龄撰写最权威传记的作家。他，就是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和爱泼斯坦志同道合、相濡以沫20年的黄涴碧老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解释道：“每当艾培（爱泼斯坦的昵称）被问起为何要留在中国，他总是毫不迟疑地说，‘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爱泼斯坦的父母是革命者，1917年，年仅两岁的他随父母离开祖国波兰，流亡到中国哈尔滨，3年后在天津定居。彼时的中国内战和饥馑导致民不聊生，残酷的现实冲击着爱泼斯坦稚嫩的心。后来，中国青年学生与广大群众的抗日救国大潮汹涌澎湃，点燃了他内心酝酿已久的激情。他决意投入这一伟大事业，尽可能为之做出贡献。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艾培当时已经是美国合众通讯社天津分社记者，立刻投入到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报道中。随着战局变化，他奔赴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硝烟弥漫的前线采访。”黄涴碧老人一边给记者翻看纪念爱泼斯坦的画册，一边不时感慨丈夫对中国抗战报道奋不顾身，言语中充满敬佩之情。
1939年，爱泼斯坦在伦敦出版首部著作《人民之战》，以第一手的报道和观察，向全世界展现中国人民抗战初期的成绩。这位24岁的记者在书中坚信“中国人民有着赢得最后胜利的意志和潜力”。引领爱泼斯坦走上革命道路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如是评价：“这是极为出色的战时新闻作品，是作者怀着同情之心理解中国的希望而写成的”。
广州沦陷后，爱泼斯坦应宋庆龄之邀赴香港参加后者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负责国际宣传工作。他和新西兰记者贝特兰轮流编辑出版英文半月刊《新闻通讯》，支持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特别是向世界介绍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以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了解与援助。
1944年，中国全民族抗战进入第七个年头，这是十分艰难又显露胜利曙光的时刻。重庆国民党当局对革命根据地的多年封锁，终于被突破。当年5月，爱泼斯坦作为美国《联合劳动新闻》《纽约时报》《时代》杂志的记者参加中外记者团，深入延安及晋西北采访，刊发了一批真实反映中国人民抗战的新闻通讯，国际社会正是从这些外国记者不同角度记录中国抗战的报道中，对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重要力量有了更客观的认知。
延安之行令爱泼斯坦终生难忘。黄涴碧回忆起爱泼斯坦多次和她说到那些采访：“艾培到了心驰神往的圣地，每天都很兴奋，他看到一个充满生机、朝气蓬勃，有理想、有目标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心脏’，看到了人心所向。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以及许许多多为抗战而奋斗的军民。他说，延安，使人感到未来的中国已经在今天出现。”
在抗日战争末期，爱泼斯坦前往美国生活，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支持中国战斗的阵地转移而已。5年时间，爱泼斯坦把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书，于是《我访问了延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西北解放区目击记》《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中国劳工札记》相继在美国出版。“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唯一主题。”爱泼斯坦这样说道。
90载岁月，82年在中国，爱泼斯坦为中国工作了73年，他一直以此为骄傲：“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
责编：邢若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