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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3日，在德国达豪纳粹集中营纪念馆，德国总理默克尔（左二）向死难者敬献花圈。新华社发
1970年12月7日，社民党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惊世一跪。资料照片
2015年5月6日，德国总统高克（左）在德国小镇施洛斯霍尔特—施图肯布罗克的苏军战俘营纪念公墓前搀扶一名战俘营幸存者。 新华社发
柏林犹太博物馆狭小的天井让人想起纳粹上台后犹太人的命运。 冯雪珺摄
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年3月访问日本时，外界十分关注德国对二战侵略历史的态度及其同邻国和解的经验。默克尔回应这个问题的表述谨慎，据报道她主要讲了三层意思：“正视历史是和解的前提”“战后德国能幸运地被国际社会再度接受，是因为德国彻底与过去决裂”；如果没有邻国的“大度姿态”，和解是不可能的，“但更重要的是德国有着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的意愿”；德国之所以能成功地与过去决裂，还在于二战后盟国的“严格监督”，使德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一些媒体据此纷纷评论称，默克尔这是有意“提醒”安倍正视历史，甚至认为她这样做是在“敲打”安倍。德国一位资深记者告诉笔者，默克尔诚然不赞成安倍的“历史观”，但不会有意去“敲打”安倍，不过客观上确实起了这个作用。
战后德、日两国对历史的态度有着天壤之别，对国际关系的发展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影响。那么，战后德国是怎样直面和反省二战侵略历史的呢？
战后德国历届领导人都明确承认，希特勒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纳粹杀害了600万犹太人。德国对其后果“全面承担责任”，并向受害国人民“认罪、道歉”“请求宽恕”。
早在1949年12月，第一任联邦德国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一次集会上就谴责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承认“这段历史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全体德国人的耻辱”。
1951年，联邦总理阿登纳在联邦议会发表讲话确认，纳粹德国“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难以形容的罪行”，德国对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全面承担责任”，并表示“新的德意志国家及其公民只有感到对犹太民族犯了罪并且有义务给予物质赔偿时，才算令人信服地与纳粹罪恶一刀两断了”。
1970年12月7日，社民党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作出了轰动世界的谢罪姿态。
1985年5月8日，联邦总统魏茨泽克在纪念二战结束4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要求德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德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
1994年，联邦总统赫尔佐克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华沙起义”50周年大会上庄重地向波兰人民认罪，他说：“对于德国这个名字永远和数万波兰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德国人心中充满了愧疚。我为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给你们造成的痛苦请求你们的宽恕。”
1995年5月，联邦总理科尔在莫斯科参加二战结束50周年纪念活动时讲话说：“我向死难者低头，请求宽恕。我们在莫斯科缅怀遭受希特勒造成的种种灾难的俄罗斯人和苏联其他各族的人。”
2005年4月，联邦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60周年大会上说：“在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面前，我向你们鞠躬”“对于纳粹罪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的责任铭记这段历史，永不遗忘”。同年5月7日，施罗德在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上撰文表示：“我们对通过德国人之手和以德国人之名给俄罗斯以及其他各国人民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请求宽恕。”
对纳粹头目绳之以法，不允许否认第三帝国的大屠杀罪行，严防新纳粹主义抬头。
1990年10月德国统一之前，民主德国（东德）在苏联支持下，实行了比较彻底的肃清纳粹的政策，联邦德国（西德）对不断揭露出来的纳粹骨干也予以法律制裁，不允许他们担任国家公务员。对藏匿在巴西、阿根廷等国的纳粹罪犯，一旦发现线索，即争取有关国家配合进行追捕。据统计，从1946年至1965年，在东德共有12807人、在西德共有6115人因纳粹罪行而被判刑。
联邦德国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规定，以防止纳粹沉渣泛起和新纳粹产生。1952年10月，经联邦宪法法院判决，取缔了1949年成立的新法西斯组织“社会主义帝国党”；1982年1月联邦内政部取缔了新纳粹组织“德国人民社会主义劳动党”，1983年查禁了“国家社会主义者行动阵线”。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德国虽实行“言论、集会自由”，但根据1994年9月联邦议会关于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不仅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的口号和敬礼仪式，而且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的标记符号、标语和徽章，对同情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诽谤、攻击和恶意伤害者，或宣扬种族歧视、否认希特勒第三帝国大屠杀犯罪行为者，可依法判处3—5年徒刑。
教育青年面对纳粹罪行和侵略真相，树立正确历史观。
责编：许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