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 金台头条 > 正文
一是特殊政治体制的优势。许多学者认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改革开放，中国前30年都浪费掉了。然而恰恰是这个时期，中国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建设了动员能力特别强的现代国家，完成了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将土地和工业资本全面公有化，建立了非常强的国家意识，这成为中国近30年快速发展的基础。如果将中国与印度相比，社会政治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明显。20世纪50年代，印度与中国处在同一发展水平，到2014年，印成人识字率仍未赶上中国1990年的水平，在健康、卫生、平均寿命等指标上，印都落后20年以上。西方媒体总是给印冠以“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头衔，但印的民主只是空有其表，无法有效增进大多数民众的福祉，仍不能满足大多数普通民众（特别是妇女与穆斯林）的需求。大多数曾在中印做过实地考察的学者都承认，中国政治体制的治理能力要远强于印度。
二是“规模大”的优势。中国可充分发挥“规模优势”及其带来的“磁吸效应”。在现代经济中，许多核心产业若没有规模是无法发展的。韩国很难建立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台湾也很难建起独立的高铁工业体系，因为它们都没有巨大的市场和规模。全球现在完整的航空工业体系只有两个：一是美国，其代表是波音公司；二是欧洲，其代表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美欧都有巨型的市场、人才储备和资源。第三个最有可能建成完整航空工业体系的是中国。
规模优势带来的“磁吸效应”也十分惊人。全球500强企业基本上都制定了中国市场战略，韩国现代汽车将中国市场列为最重要的市场，其7个年产30万辆车的生产线中有5个设在中国。2014年现代汽车公司在中国市场销售量近100万辆，相当于其国内市场的3倍，也比在美市场的销量高出70%。在跨国企业抢着挤进来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可对外资怎样进入中国，设定许多特别的、一般情况下跨国企业不会轻易答应的条件。如美通用汽车公司进入中国，就把新的研发中心放在上海，而对其他国家的要求，通用根本不会理睬，因为它们没有市场这个“筹码”。
因为有规模优势，中国已建立自己完整的科技与产业体系。例如，中国具有发射一个人造卫星所需的所有知识与技术体系。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自力更生逼着它去建立一个完整体系。虽然该体系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有的可能接近国际水平，有的还很落后，不过没有关系，一旦具备这样的体系，再去追赶、学习、模仿、改良都很快。
三是“后发优势”。后发有时候是可以先至的，其中有许多要诀，例如可学习过去的经验，避免错误，少走冤枉路。特别是若有能力去模仿、复制，然后在复制的基础上再去改良，就可以进步神速。中国明显采取了“蛙跳式”的技术更新。当其连普及有线电话都很困难的时候，却同时进入了无线与数字通信阶段。中国虽在第三代手机技术方面输给韩国与西欧，但却最早布局第四代和第五代移动通讯。中国的传统金融业尚未充分市场化，但“互联网金融”却冲到世界最前沿，这就是“蛙跳式”的技术更新。
到底是“世界的中国”还是“中国的世界”。2013年加州州长布朗访华，访问的目的是要引进中国的高铁系统，他特别乘坐了京津高铁。随访的《纽约时报》记者刊发系列评论感叹道，150年前中国曾帮加州修铁路，但那时只是输出苦力，现在中国有能力提供所有设备、技术、工程师和贷款。这150年的变化可谓沧海桑田、主客易位。《纽约时报》评论反映出近20年来西方对中国态度的巨大转变。20世纪90年代西方媒体围绕着“中国崩溃论”打转，等到中国安然度过亚洲金融危机，这波舆论明显退潮。21世纪头10年，西方媒体的焦点是“中国威胁论”，即中国是否会和平崛起，美能否坐视中国坐大，中美战略摊牌是否难以避免等。随着中美经济依存日益紧密，以及中国成为带领世界走出金融危机的火车头，这一波舆论也明显减弱。现在西方舆论的焦点则是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是更加融入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国，还是会另起炉灶，使世界成为中国的世界？英国《独立报》前副总编马丁·雅克与剑桥大学资深教授哈尔珀先后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与《北京说了算》，将这波舆论推向高潮。西方主流媒体越来越担心崛起的中国会挑战西方建构的国际秩序。他们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挑战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比西式民主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吸引力；甚至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也会以某种形式再现，冲击美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西方世界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00多年来，西方社会早已习惯以其为中心的世界观，早已习惯指导非西方社会，改变他人而非被他人改变。然而不同文明间相互激荡、交流与影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14世纪至17世纪，伊斯兰世界曾对欧洲文艺复兴与现代化转型产生巨大影响，但与之相伴随，却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激烈冲突。今天，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来到这样的路口，中西关系将进入一个充满摩擦、矛盾甚至冲突的过渡时期，但也意味着国际社会正在迎来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21世纪是“国家治理能力”竞赛的世纪
20多年前，美政治学家福山曾靠“历史终结论”一举成名，但他现在已不再高唱“民主至上论”，最近反而提出“21世纪国家竞赛的主轴是治理能力建设”。福山有这样的思路转变，主要因为两个趋势：一是很多新兴民主国家并未走上“良好治理”的坦途，反而陷入劣质民主的困境；二是在过去30多年，由于“自由化”“民主化”“市场化”思维的泛滥，国家职能被不断削弱，逐渐失去增进人民福祉与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
对此，福山提出一个口号，“没有优质国家，就没有优质民主”。过去，以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却忽视国家基础建设，这是非常偏颇而天真的举措，也背离自己的历史经验。殊不知，大多数西方国家在100多年前引进普选民主制之前，已建立较为完备的现代国家机构及其职能，包括常任文官体制、独立司法机构、专业化军队、基础教育体系、现代财税体系、市场监管能力及中央银行等。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引进现代代议制民主时，现代国家机构及其职能都还处于发育不全状态。
最近许多以援助发展中国家为职责的国际组织已意识到，国家建设比民主建设更为关键，但也更为艰巨。在现代国家机能发育不全的情况下，贸然实施普选式民主，反而可能阻碍国家能力建设。
原标题：“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书海撷珍）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09日 22 版）
责编：许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