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庆是中国抗战时首都？

　　1937年， 淞沪会战中， 占领复旦大学的日军在校门口 “兴奋” 合影

　　诱敌仰攻和迁都重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日军攻占北平、天津之后，兵分三路，沿着平绥、平汉、津浦路向西、向南推进。还在战前，南京统帅部就认为华北平原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及大兵团活动，形势于我不利。不少人还担心日军占领华北后南下平汉路直捣武汉，将会重演蒙古灭南宋的历史。法肯豪森1935年甚至提出，不惜人工泛滥黄河，增加防守力量，其实也是从地势角度出发，推算中原地区难以阻挡日军。1936年初，参谋本部拟定相关国防计划，展示的内容非常清楚，国民政府试图以长江一线作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驻江南部队应集结于京沪线及首都附近，一面任淞沪方面之增援，并相机扑灭上海之敌势力，一面阻止长江内敌舰之侵扰，以维持首都”。

　　8月13日上午9时许，进入上海的中国军队在日军首先越过对峙线的情况下，奉命发起攻势，揭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蒋介石指派陈诚、熊式辉赴沪视察战况，陈诚向蒋汇报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以牵制之。”淞沪会战的直接目的在于“赶敌下海”和引发英美列强干涉，结果真的起到了分散日军兵力、“引敌南下”的战略作用与意义。鲜为人知的是，实际上陈诚早在1936年10月就曾提出过类似设想，“日军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

　　李宗仁对此有着不同看法，他认为主要是日本缺少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气魄雄伟的战略家。如果日本一开始就派遣三十个师团分途进犯，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联系，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流域西进夹击，与其南下的主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即可轻松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然后就能越秦岭占成都，穿三峡占重庆，经广西入贵阳，攻占中国各重要城市。

　　不管怎么说，日本在初期并无使华东（华中）成为主战场的计划，假设没有上海方面持续三个月的激烈战斗，日军主力从华北快速南下武汉，往后的抗日局面确实很难想象。

　　11月16日，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演讲《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说明“国民政府迁移重庆，为三年前预定计划之实现”，希望党政军全体同志“共同一致，克尽本职，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2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一行抵达汉口，随即正式向世界各国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明确揭示了迁都重庆的动机和意义：“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刘湘当时率部出川抗日，病倒在汉口万国医院静养，立刻致电林森表示“谨率7000万人翘首欢迎”，表现极为大度。未料世事无常，两个月后刘湘突然病重不治，他身前留下遗言，激励所部将士“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国民政府旋即褒扬刘湘，追赠陆军一级上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

　　蒋介石本人及重要军事指挥机构留驻武汉，统筹正面战场继续作战。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计划“以主力由徐州沿陇海路向西南，再沿平汉路南下攻打武汉。另以华中方面军一部由合肥趋信阳，一部溯江而上作为辅攻，准备在武汉地区捕捉并围歼中国军队”。6月初，日军第14、第16师团逼近郑州和平汉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等人建议蒋介石“以水代兵”，实施黄河泛滥。11日，郑州花园口决堤成功，豫皖苏三省二十余县顿时一片泽国，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但从抗战军事战略角度分析，这一事件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中原战局趋于稳定，交战中心转向有利于中国的长江流域。（文/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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