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重庆是中国抗战时首都？

　　1933年， 日本关东军越过长城， 向热河进攻

　　确定四川大后方

　　四川是中国内陆大省，特殊的盆地环境使之自古以来就形成一个颇具特色的区域空间，人称“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几乎全为层峦叠嶂的高山，昔日常云蜀道艰难，泛指川中进出外部世界的交通条件很差，尤其是川北陆路。回顾华夏历史，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告终，分析其中原因，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就拿蒙古与南宋之间的战事来说，蒙古军每次南下，必攻四川，忽必烈时期虽把重点移至襄樊方向，但并未放弃川省境内的牵制性作战。成都无疑是四川的重心所在，但前人有言在先，“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据蜀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方称稳固。江陵即今日之重庆，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只有西部与陆地相连，易守难攻。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逐渐沦为防区林立，大小军阀混战不休的舞台。1921年初，蒋介石就曾建议孙中山：“四川非导入我势力范围不可”。北伐期中，四川的几支军阀武装纷纷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然而相互角逐的格局并未改变，经过多年营私内耗，最后剩下刘文辉、刘湘叔侄二人互争雄长。中原大战时，刘文辉等人公开附和“反蒋”阵营，而据守川东门户重庆的刘湘则截然不同，号召渝市党政军各界“救党驱汪”。反过来，蒋介石支持刘湘统一四川，仅1931年春即一次性馈赠五千支步枪，外加五百万发子弹。

　　刘湘“安川”有术，面对红军则束手无策，几次进攻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均告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召刘湘入京商讨川省“剿共”及整理川政办法，大体决定仍由刘湘负责军事指挥，南京尽量补助饷款、械弹。12月中旬，行政院决议改组四川省政府，由刘湘任省主席。作为“回报”，刘湘“允许”南昌行营组建参谋团，进入重庆安营扎寨，督导“剿共”。显而易见，南京向着经营四川大后方的目标跨进了一大步。

　　1935年2月，新一届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3月初，蒋介石从汉口搭机飞渝，这是他生平第一次踏上川省土地，日记中留下了这样一段话：“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蒋介石在重庆明确提出了“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的想法。没过多久，势力相对较弱的贵州军阀王家烈知难而退，被迫辞去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五军军长等职，国民政府迅即掌控黔省。巡视云南后，蒋介石思考抗日方略，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线；以洛阳、襄樊、荆（门）宜（昌）、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为核心；甘滇为后方。”7月上旬，中央宪兵第5团和炮兵第2、第3营先后入川，刘湘同意让出重庆，迁移省政府至成都办公。蒋介石接着又通过设立“委员长行营”、组织峨眉军官训练团等措施，大力整顿四川的军事、财政和交通设施，有效加强了国民政府在川省的影响。

　　伴随南京中央势力在四川、贵州渐渐站稳脚跟，蒋介石变得信心满满：“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他一再声称“只要川滇黔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十八个省中的十五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从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国，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国”。

　　平心而论，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大多数人从持久战略出发，把西南地区作为抗战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整个过程用心良苦，实践证明完全正确。同时不能否认，刘湘在抗日问题上的顾全大局，为在抗战爆发后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后方根据地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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