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企业之后会是谁

　　社会企业，强调用商业策略来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在欧美社会已有上百年的生长史。近几年，在中国一些商业基金、草根非营利组织、公益风险投资、一般企业有向社会企业转型的动作，它们秉承利润最大化原则，有完整的商业规划。但是在记者调查中发现，大家对社会企业的理解还不统一。

　　当各界热烈讨论“互联网+”时，梁春晓从阿里巴巴副总裁位置上退了下来，因为“互联网趋势已经清晰可见”，自己的兴趣点转向了对社会企业的研究，“隐隐约约地感觉到，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简称SE）是中国乃至全球的大未来。”

　　社会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如何运作？在中国怎样发展？有怎样的机遇和挑战？能不能成为未来的商业主角？《国际金融报》记者历时数月，调查走访多家基金和企业，试着揭开这个对多数人来说非常陌生的领域。

　　商业基金转向

　　IDG资本的合伙人李丰说起自己看中的投资，被公益基金抢投时，满腹遗憾，“这是我投资生涯中非常少见的案例，一见面我就基本决定要投他们。”

　　这个项目是几个毕业生为农村孩子们提供Pad等数字化教学工具而发起的公益项目，专注于商业风险投资的李丰决定以IDG资本入股这一公益项目。

　　快要成交时，公益发起人却倒向另一家基金，准确地说是一家公益基金，李丰开什么条件，对方就提供同等条件。“按照我的投资风格，如果项目跟丢了，很少再去追，但是这个项目一直追了大半年。实在太看好这个公益项目。”

　　磨了七八个月，李丰终于说服公益基金、公益发起人让IDG来投，但IDG公司内部几乎所有人都反对这项投资，“商业基金投资公益项目，能挣钱吗？”

　　不得已，李丰动用了合伙人一年只有一次的独立决策权，“一个合伙人在一年，可以投资杠杆金额以下的金额，就是不管其他人如何反对，你都可以投，为了这件事情最终我用了我的一票。”

　　截至目前，李丰已经在过去两年持续投资了5-10个从事公益的企业。

　　据记者了解，当下，商业投资人不再只是将公益作为公司品牌宣传，而是专门成立独立基金，把公益项目投资作为独立基金投资方向，而且把公益项目的创新成果，纳入商业投资机构内部创新的来源。

　　星展基金是星展银行拨出5000万新加坡元成立的。据负责人Patsian Low介绍，该基金独立于星展银行，已经支持亚洲200多家公益机构，今年还将支持“社会企业研究中心”进行300多家大中华区社会企业调研，以形成大中华区数据库。

　　商业企业嬗变

　　社会企业，在中国尚缺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英国社会企业联盟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定义：“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的”，但是具体到运作方法，“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除了商业资本入股公益项目，一些公益项目本身也转型为社会企业正成为更自由而高效的方式。

　　“我是一个先天遗传的重症血友病人，寸步难行，无缘校门。”身患重症血友病的郑卫宁在第三次自杀被救活之后，靠着母亲留下的用于输血的30万元养命钱，来到深圳与几名残疾人一起创业。

　　经过数年发展，他创办的残友集团年产值10亿元，成为包含一家慈善基金会、11家社会组织、34家社会企业、数千名残疾人集中稳定就业的“三位一体”残友事业公益平台。

　　虽然员工90％以上是残疾大学生，不仅没有成为政府、社会的负担，反而不靠救济，自我运营发展，建设出全球惟一一家由残疾人独立运营、为残疾人提供全套帮助的科技集团。据记者了解，像大亚湾核电站、中国银行、华为这样一些对安全和技术指数要求相当高的企业，也都将业务交给了残友集团。

　　残友集团在软件开发领域已经通过了美国的CMMI（即“集成的能力成熟度模型”，是国际上软件业最权威的评估认证体系）5级认证。残友是全球惟一获此殊荣的中小企业。在这一领域，华为也只拿到了CMMI4级认证。

　　如今，郑卫宁把残友集团90％股份，通过律师公证裸捐了出去用于公益事业，“把残友集团的利润分成两块使用，一块继续用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另一块通过基金会拨给9家公益机构，由这些机构为集团里的员工提供8小时之外的免费吃、住、洗衣、心理辅导、出行等社会服务”。

　　在残友的构架里，资本、公益和商业形成三位一体的循环模式：非公募基金会控制着资本，对旗下的社会企业绝对控股；社会企业的利润可以支撑基金会的运营，而基金会旗下的非营利组织则承担了对残疾人员工及社区的社会服务部分。

　　像残友集团这样的企业，出发点是公益，而运用的方法是商业，即用商业方法做公益的社会企业，在中国是比较典型的。

责编：许兰